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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访谈:中国地铁——展览都市病的超级橱窗

朱大可访谈:中国地铁——展览都市病的超级橱窗


记者:很多人说,地铁让城市生活更有秩序,地铁展示了都市文化、折射了城市精神。那么它所展示的都市文化和城市精神,究竟是什么?


朱大可:对于中国人而言,地铁只是一种更为便捷的交通工具而已。中国的城市大饼越摊越大,交通极其拥挤,城市空间变得难以逾越。地下的快捷运输,有助于改善这种生存困局。但对我来说,这不过是一种超大型的公交巴士而已。上下班时间乘坐地铁,感觉它在拥挤、嘈杂、喧闹、浊臭、混乱和无礼方面,跟旧时代没有什么差别。它是陈列城市负面形象的橱窗,集合了中国城市发展中涌现的所有恶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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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诗人庞德的《地铁车站》:“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湿漉漉的黑枝条上朵朵花瓣。”从这两行诗中,您能够读出什么?神秘、孤独、冷漠还是疏离?(北岛也有一首《地铁车站》的诗)。一位上海女白领说:“每天穿梭于办公室和家之间,仿佛从一个硕大的火柴盒走进另一个火柴盒,而连接两个盒子的是一条长长的地下通道。”在普通都市人的生活体验中,地铁代表着什么?


朱大可:庞德的诗歌意象,表达了知识分子对现代都市的批判立场。在诗的表层,人脸是花瓣,但在深层结构里,这些花瓣却是一些幽灵,传递出都市人际关系的疏隔、幽远和自我孤寂。而这正是地铁给所有人带来的困境。美国纽约修高架铁路时,有人起草过一份声讨文件,指控城市铁路会令乘客“精神错乱、道德沦丧、脑力耗竭、失眠症、狂躁症、歇斯底里、瘫痪、脑膜炎以及营养不良”等等。这些危言耸听的评判得到了150多名专业医师的签名支持,它预见了地铁可能带来的疾患。在中国,陈旧的北京地铁已经部分地具有这些破坏性功能。长期以来,我们只是把地铁当做交通工具,而没有考虑到乘客的舒适性和便利性。中国地铁的疾病,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国家,这种情形至今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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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地铁作为现代化的一种象征物,为城市发展、都市文化和现代人的情感世界,开辟了哪些想象空间?


朱大可:作为都市的怪物,地铁为都市作家提供了有力的素材。地铁是都市故事发生的重要场景,它是最繁杂的舞台,所有的“戏子”都在这里出没,上演各种匪夷所思的戏剧。它不仅是一种想象空间,更是一种“实存空间”。在改造之前,从人民广场一号线转到二号线的那条过道,始终是盗贼的天堂。他们是最勤快的群众演员,为这座混乱的都市的进化提供了“第三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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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是否认为快速就是地铁的第一特征?


朱大可:一般而言是这样的。这方面的范例是美国旧金山地铁,它的运行速度高达每小时128公里,雄踞世界地铁之冠。另一方面,列车间隔短时化,也是衡量地铁现代化管理的重要标志。里尔地铁在高峰时的列车间隔时间只有72秒钟。中国地铁的间隔时间不能低于两分半钟,否则就有发生追尾的危险。这是地铁管理能力有限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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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既然是现代化的象征物,地铁无疑是理性的产物,但是它也有失控的时候,而且一出事就是大事。结合12月22日的地铁事故来看,“失控”否是现代化进程必然的宿命(象征)?进而可以问,都市人对地铁交通的依赖,究竟是好是坏?


朱大可:管理,一直是牵扯中国地铁进化的主要问题。中国地铁在设计和管理上都存在着大量破绽,以致它虽然有比较先进的硬件,却始终无法跟西方地铁接轨。它的失控虽然看起来是偶发事故,却有着内在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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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认为除了快捷,地铁还需要具备哪些人性化的条件?


朱大可:生硬的老式地铁正在退出西方的历史,取而代之的是更符合人性的设计。它包括方便性、经济性和舒适性等多种指标。就方便而言,伦敦地铁是一个优秀的样本,乘客可以购买单程票、往返票、日票、周票和月票等,此外还有家庭票,学生票,周末票,节日票等优惠票种,品种繁多,只是为了方便乘客出行。在经济性方面,纽约地铁可以作为我们的表率,因为只要花上两美元,你就可以坐遍纽约所有线路,在这点上,上海地铁望尘莫及。在舒适性方面,迪拜地铁是无与伦比的,它不但配了真皮座椅,居然还有无线上网、电玩游戏和影音设备,可以供乘客在地铁里消磨时光;日本地铁的每一节车厢都设有不同温度并给予明确标示,以便不同体质和年龄的乘客选乘。他们对人性的关怀,已经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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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作为一个普通乘客,你觉得中国地铁管理还有哪些问题?


朱大可:跟这些优秀地铁相比,中国地铁的存在着大量低级毛病。地铁公司从来不提供双程票和周票之类,绝大多数地铁里没有厕所和垂直电梯,残疾人的通道形同虚设。上海地铁1号线甚至在地面站内不设置站台名牌,车厢内的电子也没有电子告示牌,以致许多外地乘客市场错失下车时机。地铁内的电子提示声音量很大,又过于罗嗦,制造了大量“制度性噪音”。车厢里的液晶电视内容乏味,毫无文化可言,只是一堆拙劣的广告而已。北京5号线从和平西桥到复兴门,开车总共11公里的路程,坐地铁竟需35分钟,平均时速不到每小时20公里,可称得上是全球最慢地铁。上海6号线只有4节车厢,13分钟一班,也算得上是一个低效率典范。另外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运营时间太短,上海地铁一般到11点就关闭了,这对夜间打工者是极为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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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说到公共艺术空间,在当今所有国际都会中,地铁都占一位置。巴黎、斯德哥尔摩等城市的地铁艺术,都非常有名。上海地铁则不断有“怪物”出现,鸡人、鹿人、超人、动漫人、木乃伊……艺术家为何会选择地铁,这一公共空间来作为他们的表达之所?


朱大可:这其实涉及了地铁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悦目性。在这方面,巴黎地铁提供了很好的经验。1998年开始,巴黎市政每月要消耗150吨香蜡来涂抹地铁大厅的地板,令其散发出森林和草原的芳香,游客还可以随时看到城市的古迹文物,听到艺人的现场音乐演奏,例如,卢浮宫站陈列着著名博物馆的复制品,而巴士底狱站则绘有法国大革命题材的壁画。伦敦的地铁一直在跟巴黎叫板,它的地下空间也跟艺术紧密挂钩,海德公园站的墙壁上,描绘了英国1851年举办首届世博会的场景;因福尔摩斯出名的贝克街站,地铁站台的墙壁用印有大侦探头像的小砖拼缀而成。莫斯科地铁站的浮雕和壁画装饰,更是富丽堂皇,具有卓越的声誉。与悦目性相对应的是当然悦耳性。民间艺术家选择地铁来进行游击性演出,从乘客那里寻获报酬,而地铁则应包容这种演艺活动。伦敦地铁公司向个体艺人颁发许可证,批准他们在主要的换乘站行艺。纽约地铁站则云集了世界上最大数量的地铁艺术家。各国艺术家都在这里献艺,警察从不干预。唱片公司甚至把那里当作寻猎新歌手的重要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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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一位网友在博客中说:“上海地铁8号线开通有段时间了,很惊诧于人民广场站竟然只有自动扶梯,楼梯去哪里了?当我们被强制只能和所有的人一样老老实实的站在自动扶梯上,被精准的运送的时候,这个地铁站已经丧失了‘人自由’的弹性,在心理上,和人拉开了距离。”这反映了地铁建设存在什么问题?


朱大可:中国地铁的最大问题,是“不乘地铁的人”在设计地铁,而设计者和管理者都没有把人性关怀当做最高使命。作为一种现代化交通运输工具,地铁不仅要满足空间移动的需要,更应满足人性的多样性需求,包括人的自由和个人尊严。在火车站和地铁之类的公共空间里,面对恶劣的管理和服务,个人尊严往往会面对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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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些年来,地铁投资热在中国的各大城市遍地开花,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风险何在?


朱大可:导致中国地铁热有这样几个主要原因,首先是高速度的城市改造和扩张,导致城区放大,引发对远距离交通的强烈需求;第二,居民大量购置轿车上路,引发城市道路的严重堵塞;第三,地铁建设往往与当地政府的权力、荣耀和政绩相关‘第四,某些官员可以从财经运作中获取秘密利益。地铁的最大风险主要在于,除了香港地铁,全世界的地铁都是赔钱的买卖。地方政府应有这个长期亏损的财政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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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关于“最后一班地铁”和“幽灵”的传闻,在很多城市都流传。为什么人们对会地铁鬼故事如此迷恋?地铁还是自杀事件的高发场所,为什么会如此?


朱大可:地铁容易引发城市焦虑症,它是城市病的集中表达,足以向精神抑郁者提供自杀冲动的诱因。至于你说的幽灵故事,在西方的确非常盛行,因为深夜正是幽灵出现的时刻,西方的地铁大多数是通宵运营的,它提供了足够的想象空间。但中国没有午夜地铁。上海地铁在11点以前就强行关闭了地铁。它拒绝为幽灵提供表演的舞台。在中国,演绎地铁鬼故事是生硬的,它只是从西方租借来的想象。它缺乏自足生长的摇篮。(原载2010年1月10日《东方早报》理财周刊)


本文题图为瑞典斯德哥尔摩地铁的空间装饰艺术

本文插图皆来自互联网

上传与管理: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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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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