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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张贤亮的苦难修辞学

朱大可:张贤亮的苦难修辞学

"灵“与“肉”的博弈

寓言

张贤亮无疑是“伤痕派”中最具才华的作家,在经历了数年的改造和推进之后,粗陋幼稚的官方文学,终于在张贤亮那里走完了精致化的程序。他对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和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阿赫玛托夫等人的模仿,从文体上升到了内在的灵魂,也就是获得了一个类似东正教徒的价值容貌。他据此整合自己的历史记忆,并把要把它们纳入博弈型叙事的框架。

跟其他作家完全不同的是,张贤亮“亮出”了自己半宗教式的修辞体系。这是他获得官方文学殊荣的主要原因。没有任何作家能够像张那样,借助东正教加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文学的混合教义,调动完整的隐喻—寓言修辞技术,营造了一个中国痛苦记忆的有序的书写体系。这不仅是苏联前辈文学经验的展览,也是中国记忆修辞学的一次成功尝试。

《灵与肉》、《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张贤亮自传体伤痕小说的三部曲,描述了灵与肉的激烈较量。在张贤亮自传体小说的语汇里,肉是两种隐喻的复合,它不仅意味着情欲,也意味着食物、金钱和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而在另一方面,灵则隐喻着纯粹理性、知识分子精神、爱国主义和民族忧患意识。这是一个复杂的对抗体系,却被简化成了灵与肉的隐喻式对话。从当时思想体系里获取养分的张贤亮,无法理解灵与肉的内在和谐,相反,他要向我们喊出最尖锐的战斗呐喊。但这不是与外部世界的抗争,而是内心的自我交战。越过热烈的自我否决和自我忏悔,他要完成圣徒式的精神寓言。

这“一部书”将描写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甚至曾经有过朦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经过“苦难的历程”,最终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绿化树》序言

《绿化树》的男主人公章永磷,一个劳改农场服刑的右派知识分子,只身面对着三重饥饿:严重的肠胃型饥饿、性饥饿和精神饥饿。前两者属于肉,而第三种则属于灵。三种饥饿不仅是张贤亮主人公的普遍特征,也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基本状态。在张贤亮看来,导致这种状况的内在原因,是知识分子的政治原罪。由于跟工农脱节,他们天生是有罪的,需要不断自我忏悔和自我改造。这种原罪感来自东正教作家和本土领袖的训诫,在中国作家的记忆里变得充满诗意起来。

在张贤亮的文本里,土地、河流、村庄、草原,所有这些母体性事物都是同义的,可以自由借喻和替换。它们是延安探母运动的延伸,并且比其他伤痕派作品更加温柔、性感和悲喜交织。

作为罪人的知识分子,完成其精神净化的历程,有赖于两个方面的外在助力,那就是圣经和天使。而这两者在《绿化树》都已完美具备。为了坚守自己抵抗肉欲的信念,章永磷热衷于躲在小屋里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而这就是他的伟大《圣经》,他藉此拒斥着食物和女人的强大诱惑。他的女人马缨花,则是荡女和天使的混合物,她散发着富有(食物)和肉欲的光辉,同时又代表着童贞和纯洁的爱情。她是用以解决三重饥饿的使徒,身上叠加着但丁《神曲》中圣女贝德丽采的影像。

我们可以看到,《绿化树》具备了圣徒叙事的全部寓言性元素:一个热切忏悔的知识分子罪人,一本影响深远的革命圣经,以及一个引领罪人走向觉醒的圣女。马克思主义圣徒就是这样诞生的,它复活在记忆的午后,向我们发出亲切而隽永的召唤。张贤亮的三部曲都有一个类似的结局,那就是灵魂对肉欲的战胜。灵魂从肉体那里解脱了,游荡在广阔的思想草原里,犹如自由的骏马,充满获得新生的精神狂欢。这是肉体和精神双重自由的象征。但它实际上只是一种叙事的自由,它改造了痛苦的记忆,把它变成一曲迷人的赞美诗。罪人在摆脱了肉欲的引诱之后,把自己交给了一个形而上的国家实体,那是知识分子的美妙天堂。

朱大可:张贤亮的苦难修辞学

反讽

在灵与肉交锋的前线,思想的迷惘是无可避免的。鉴于价值的严重错乱,张贤亮的男主人公章永磷,置身于一个反讽式的空间,并且注定要成为一个反讽式的人物,成为21世纪人们赞美或嘲笑的对象。

张贤亮的反讽不是来自话语的层面,而是来自更深的意识形态层面。究其本性而言,这已经超出了修辞学的范围。在《资本论》的干枯字词的底部,肉体欲望的火焰在熊熊燃烧。这种自我悖反的叙事就是最大的反讽,穿插在张贤亮的小说里,犹如一条坚固的锁链。它是如此沉重,同时又洋溢着喜剧化的谐谑色彩。

我悄悄摸了摸枕在我头底下的《资本论》。“也许你还能从那里知道,我们今天怎么会成了这种样子。”现在,只有这本书作为我和理念世界的联系了,只有这本书能使我重新进入我原来很熟悉的精神生活中去,使我从馍馍渣、黄萝卜、咸菜汤和调稀饭中升华出来,使我和饥饿的野兽区别开……

——《绿化树》第七节

这显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反讽式记忆。肉欲不可阻遏地从身躯里生长出来,而《资本论》的坚硬信念,横亘在人和他的欲望之间,犹如一座难以逾越的迷墙。作者必须接受革命的精神洗礼,同时又面临着肉欲的无限诱惑。

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出现了一段谐谑的对话,双方分别是大青马和主人公章永磷。它显然与记忆无关,而是一段彻头彻尾的虚构体,却成为劳改生涯的最有力的诠释,打开了记忆原体的意义之门。大青马的存在是第一度反讽——在马的动物形态(表层语义)和它所具有的知识分子灵魂(内层语义)之间,出现了严重的错位。这种错位制造了强烈的荒诞效应——在经历了长久的缄默之后,那头陷入泥潭的畜牲突然开口说话,俨然一个洞察一切的智者。

我来到这世界上,就经常吃大字报。大字报虽然有股墨汁味,但毕竟是草纤维做的,比饲养员给我们不负责任地塞来的长草好吃多了。我发现。我出生在一个语言空前发达的时代。你们人类现在别的方面都退化了,惟独擅长玩弄语言。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长期的熏陶下,我自然也会说话了!”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三章

这是拟人修辞所营造的古怪场景。文革所生产的大数量的极端话语,被大青马像草料一样进食后,竟然转换成了思想和语言,其洞察力甚至超越了那些浑浑噩噩的罪人。而在这个尖锐的反讽之上,也即在觉醒的大青马的思想与言说之间,还出现了第二度反讽,那就是用反语来嘲讽这个被压制情欲的世界。大青马自称是一匹骟马,并一再讪笑章永磷是精神被骟的阉人,由此构成了“阉人骑骟马”的古怪图景。但事实上,这却是一种惊醒者的黑色自嘲。这场对话企图利用马和章的某种反转的镜像性,揭示他们在情欲灭绝上的同一性——

由于我被骟了,我灭绝了情欲,抛开了一切杂念,因而我才有别于其他牲口,修行到了能口吐人言的程度。正像你,谁也不能不说你在劳改犯中,在卖苦力气的农工中,背马恩列斯毛的语录是背得比较熟的。而另方面,因为你又并不是被骟掉了什么请原谅我用词不当——如司马迁那样,却是和我一样在心理上也受了损伤,所以你在行动上也只能与我相同:终生无所作为,终生任人驱使、任人鞭打。任人骑坐。嚯嚯!我们倒是配得很好的一对:阉人骑骟马!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三章

骟马和阉人之间的对话在这种反讽气息中延续着,充满了弱者的无奈的机智。骟(阉)就是最彻底的反讽,它摘除了唤醒情欲的根器,却获得了智慧(精神),这是一种最可笑的代价,也是思想极权制度留给民众的最高礼物。而在马的言说和被言说者章永磷之间,竟然还出现了第三度反讽,大青马透彻地闻到了章身上散发的肉欲气味,以及他的精神觉醒的可能性,并就此发出了睿智的警告——

人们为什么要骟我们?就是要剥夺我们的创造力,以便于你们驱使。如果不骟我们,我们有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们经常表现得比你们还聪明,你们还怎么能够驾驭我们?连司马迁自己也说过,‘刑余之人不可言勇’。唉!你还侈谈什么创造?”……我也奉劝你,你以后在人们中间也别表现得太突出。把你的知识和思想隐蔽起来吧,这样你才能保全你的性命。”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三章

大青马的陈述是充满揶揄的。它的劝诫跟它的内在觉醒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它所戏拟的达观、妥协、禁欲、自虐和随遇而安的立场,正是章永磷正在反思并企图逾越的。所有这些反讽都包含着对历史记忆的哀伤沉思,显露出右派作家在1980年代所具备的内省高度。

多重反讽(Multiple irony)的修辞,是后集权时代的话语特性。知识分子仍然无法用正谕话语直接说出自己的政治判断。作为一种曲折和隐晦的书写,反讽成了至关重要的话语策略。但张贤亮并未在繁复的多层反讽中获取知识分子的独立身份,恰恰相反,他令人吃惊地保留了仆从的美德。这是一场普遍的自我分化——一方面对自我镇压肉欲感到伤痛,借用大青马之口来嘲笑“人类总要把一些平凡琐事涂上一层绚丽的色彩。掏一回厕所也要说成是学了毛主席著作的结果”,一方面却要继续维系这种思想制度。这就是张贤亮的精神分裂。他的自我博弈的人格,破裂在了20世纪末汉语书写的前线。

一位研究者言辞热烈地总结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主题:“章永璘的内在逻辑是:作为知识分子,在情欲的满足中和异性的维系,毕竟是暂时的外在的,而思考的自由、追求更高的精神的归宿,到更广阔的世界中去,才是知识分子的本质性特征的体现。他意识到,黄香久所布置安排的小家庭的舒适的氛围,是能麻痹人的思考、进取和对更高理想的追求精神的。形而下的现实束缚了形而上的思考。离开黄香久,是对现实的超越,也是对自己的超越。”

在我看来,阐释者的这番赞美,恰好成为理解伤痕派旗手的一个重要依据。它向我们证实,在经过一系列针对肉欲的同情、褒扬、赞美和挣扎之后,张贤亮最终离弃了肉欲(物欲和情欲)的真理,大义凛然地站回到了灵魂(国家主义的崇高精神)的一边。他对身体的怜惜和激情书写被他本人抛弃了,成为一堆毫无意义的废纸。这是人性反思本身的悲剧。它重演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轮回道路。正是这个大青马化的代价,换取了主流文学史的盛大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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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的修辞学

煽情

在风格的修辞学方面,中国文学一直处于比较低弱的级别。它坚持运用农业时代叙事的煽情策略,并且指望在这个层面上获得读者的青睐。《灵与肉》是寓言叙事的典范。在这部小说里,被打成右派和强制劳动的主人公,在底层劳动中获得了爱情和家园。最后他竟然拒绝了来自美国的富豪父亲要求他继承财产的请求,宣称自己是祖国的儿子,不能离弃这个生育他的母亲。整部小说洋溢着政治受虐和精神自虐的喜悦。这种喜悦再主人公被宣布摘除右派帽子时,达到了令人发指的高度——

在直觉上,他的幸福感在不断地增长。一种纯然的快乐情绪就像酒精在血管里一样,开始把半痴半呆转化成兴奋的晕眩。先是他的喉咙发干,然后全身轻微地颤抖,最后眼泪不能遏止地往外汹涌,并且从胸腔里发出一阵低沉的、像山谷里的回音一样的哭声。

——《牧马人》

这是典型的哭泣型抒情,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眼泪叙事”,从那些液状分泌物中,诞生了一个小人物的卑微而伟大的情感,那就是对祖国(国家)的毫无怨言的爱意。不仅如此,作者还要在小说里为这种情感的价值作证——

感情要比理念更重要。而他这二十多年来,在人生的体验中获得的最宝贵的东西,正就是劳动者的情感。

——《牧马人》

对于主流作家而言,煽情就是风格修辞的最高形态。张贤亮建立了优美的国家叙事的语词殿堂。这种煽情的爱国主义道德修辞,在1980年代引发巨大的回响。直到今天为止,还有大批高校中文系学生在不断赞颂这些浮华文本。而在他的身后,主流导演谢晋前赴后继,把《灵与肉》拍摄成故事片《牧马人》,对小说作进一步渲染和夸饰,把人物的对白变成了英雄式的豪言壮语,导演甚至借用孩子之嘴,说出“爸爸就像风筝,飞得再高,线还在妈妈手里”之类的道德箴言,藉此暗示坚贞的主仆关系。基于这两个人的不懈努力,国家主义煽情叙事在1986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早在《伤痕》的叙事中,就已经渗透着受难(受虐)、恋母和忏悔的三种情结,这是新国家主义文学的第一次情感三重奏,它在抚摸历史伤痕的同时,阐发了内在的受虐型快乐。眼泪叙事爬行在布满伤痕的皮肤上,发出颂歌般的幸福声音。张贤亮的小说与之完全相同,但它的抒情模式却比《伤痕》更为精致和细腻,其中充满了内省式的独白,仿佛是一些沉默的戏剧。它们富于修辞地勾勒着情感圣徒的心路历程。

受虐型知识分子的诞生,是中国二十世纪的重大贡献。而“张贤亮综合症” (Zhang Xianliang syndrome)则是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它向我们反复重申着两个基本原则:1、痛苦和欢乐是崇高的情感,不仅如此,痛苦是必要的,而受虐是无限美妙的,痛苦的记忆是一种漫长的道德考验,被用以证明荣耀所必需支付的艰辛代价,痛苦成了这荣耀本身的崇高的附加值,并推高了荣誉本身的地位,它们的存在,是通向天堂之路的荆棘而已,它修饰着那些饱尝艰辛的肉体和倍受折磨的灵魂,使其变得优美起来,仿佛是一次诗意的行走;2、苦难是对个人忠诚度的最高探查,伤痕派作家据此编织着苦难纷呈的历史。张贤亮们的使命,就是借助修辞重新定义痛苦的记忆,为制造自身悲剧的势力辩护,重申对国家、民族、家园和土地的永久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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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

场景对比是文革期间被广泛应用的修辞技巧。有一种叫做“忆苦思甜”大会的模式,向民众提供了无数感人肺腑的记忆经验。一个或几个讲用人在台上痛诉旧社会的苦难,同时又热烈地赞美新社会的幸福生活,而民众则在台下为之惊骇、哭泣和欢喜。这种对比性叙事的功能是双向的,它成功地点燃了阶级仇恨和政治爱情。

毫无疑问,张贤亮进行新旧历史对比的书写高手。在《灵与肉》和《绿化树》里,都出了大量历史对比的场景。这是典型的蒙太奇手法。它坚持把两种对立的记忆接驳在一起,由此产生强烈的对比效应。这其实就是“杂耍式记忆”在风格修辞学层面的再度呈现。我们已经看到,在小说《灵与肉》里,资本家父亲的布尔乔亚生活与主人公的贫困简陋的乡村生活,姿态优雅的女秘书和质朴善良的妻子,构成了强烈的物性反差,但正是在这样的反差中,主人公选择了看起来比较差的那种。这是一种严厉的道德探查的方式,而张贤亮通过了这种探查。他在自己的小说里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圣徒。

整整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五分之一世纪!我们国家和我都摆脱了厄运,付清了历史必须要我们付的代价。还是在那种多雪的春天,我和省文化厅的负责人及制片厂的同志,分乘两辆“丰田”小轿车,带着一部根据我写的长篇小说拍摄的彩色宽银幕影片,到这个农场来举行答谢演出……

一九八三年六月,我出席在首都北京召开的一次共和国重要会议。军乐队奏起庄严的国歌,我同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同来自全国各地各界有影响的人士一齐肃然起立……我想,这庄严的国歌不只是为近百年来为民族生存、国家兴盛而奋斗的仁人志士演奏的,不只是为缔造共和国而奋斗的革命先辈演奏的,不只是为保卫国家领土和尊严而牺牲的烈士演奏的……这庄严的乐曲,还为了在共和国成立以后,始终自觉和不自觉地紧紧地和我们共和国、我们党在一起,用自己的耐力和刻苦精神支持我们党,终于探索到这样一条正确道路的普通劳动者而演奏的吧!

——《绿化树》第三十七节

耐人寻味的正是《绿化树》的这种结尾。男主人公不无炫耀地自述道,“我”乘坐“丰田小轿车”返回农场,又“同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同来自全国各地各界有影响的人士”一起,出席“共和国重要会议”。小说又用一个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冗长句式,刻画了人民大会堂里的庄严旋律,这是跟《伤痕》相似的天堂声音(照明)体系,一种夸张的渲染式的修辞,却比后者更加辉煌灿烂,因为它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国家叙事就此获得了飞跃式的升华。

在那个无比幸福的时刻,过去的所有耻辱、苦痛和伤痕都烟消云散了。权力的受虐者、底层的罪人、背强制劳动的苦役犯,现在终于翻身成为权力的主人。这富于戏剧性的变化,表达出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成为体制的一部分,并从那里获得上流社会的荣耀。从苦役犯到“有影响的人士”,也就是从地狱到天堂,这个巨大的对比性飞跃,划出了主人公的生命彩虹,它也是一种秘密契约,昭示知识分子的和解。越过长达二十年的悲苦记忆,它们终于握手言欢了。

以这种新旧对比方式终结知识分子的苦难记忆,这并不出乎我们的意料,恰恰相反,它完全符合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需求,它甚至径直喊出了这种精神渴望。在洗去了往昔的悲苦之后,华丽的天堂回报了忠诚的儿女。这是何其感人的一幕。黑白分明的对比度,制造出鲜艳的叙事风格,张贤亮据此修复了灵魂的创伤。他从自己的记忆体里脱茧而出,成为一个浑身沐浴光辉的新人。而人民则在四周大声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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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记忆运动的祛魅使命

就在伤痕派作家发布矫情的记忆体文本时,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反思声音,在文学的缝隙里冒了出来。在1970年代的最后一个冬季,遇罗锦率先推出自传体小说《一个冬天的童话〉,它是献给其兄长遇罗克的情感纪要,罔顾当时严厉的道德语境,大胆书写了自己的婚外情史,它大步超越了张贤亮的道德限度,成为新时期道德解放的犀利宣言。此外,女作家张洁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也是一曲关于情感记忆的温柔颂歌。它们打开了被尘封的女性的秘密世界。在1980年代,女人比男人更真切地还原了心灵的感伤记忆。

与此同时,上海女作家戴厚英写下了自传体长篇小说《诗人之死》。这个文革的造反者,经历了一场生死之恋。她曾是诗人闻捷专案组的成员,却在审查对方时爱上了她的政治敌人。在“组织”的逼迫下,她被迫与闻捷分手。闻捷绝望之下含恨自杀。诗人之死唤醒了戴厚英的政治良知。小说成了她进行道德忏悔的话语平台。在她的记忆中,渗透了罕见的哀伤和悔恨。爱情修正了她的政治立场,把她变成了一个正确书写记忆的女人。跟卢新华和张贤亮的自虐式忏悔截然不同,她一方面满含勇气地担待着自身的罪责,一方面又在固执地指认着苦难的终极原因,并且要追诉来自母体的形而上罪恶。

1996年8月25日,戴厚英在寓所被年轻的安徽乡亲民工所杀,她的头颅与身体被残暴的利刃所分离。戴厚英之死是如此惨烈,仿佛是文革暴力的一次回光返照。她接受了最残酷的命运的审判。由于头颅的长眠,记忆被粗暴地打断了,冻结在世纪末的黄昏里,直到21世纪黎明才被重新打开。这场面对争议的新记忆运动,拒绝了国家修辞的书写原则。它要澄清关于本朝叙事的重大误解。在中国文学的前线,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修辞。记忆需要修辞,但不是为了制造阅读的烟幕,而是为了祛魅和还原严酷的真相。

(原载《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

本文插图皆为尹俊作品

上传与管理: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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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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