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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众神的嬉戏

朱大可:众神的嬉戏

众神的嬉戏

朱大可

文革是自由游戏的光辉年代。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够如此尽其所能地嬉戏和狂欢。这个国家的灾难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孩提的庆典。教育、管制和束缚崩溃了,世界蒙上了一层诡异而脆弱的无政府主义微笑。越过诸多的苦难,一种新的法则在儿童的王国里建立起来,那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开辟游戏的伟大道路。

这是一种完全版的乡村化经验。儿童用品商店已经关闭,越过紧闭的玻璃门,可以看见空空荡荡的货架。只有那些杂货铺和五金店还在继续出售铁丝、橡皮筋、火药纸或劣质糖果。这些没有阶级性的初级材料,填补了城市顽童的空虚。

游戏智慧成长的最奇妙的时刻降临了。我们被迫创意自制各种玩具,从弹弓到火药枪、又从轴承车、滚铁圈到响铃和风筝、从猜汽车票、纸版刮片、抛接麻将牌、跳橡皮筋、跳绳、顶橄榄核、打玻璃弹子。我们无所不能,无恶不作。在那些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的缝隙里,全体儿童放射着纯洁的革命光芒。

但在游戏方面,我始终是一个弱智。在记忆里,我似乎没有成功地玩过任何一种游戏。这情形就像我的算术。考大学时,我数学仅得了两分,不过当时并未遭到异议,这是我比那个韩寒更为庆幸的地方。我在游戏方面的智商,甚至还不如那种整天坐在家门口玩鸡巴的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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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八,是王八,坐在门口玩鸡巴,一玩完到十七八,鸡巴漏水都不擦。这首童谣曾经流传一时,犹如一个意味深长的咒语。在玩具严重匮乏的年代,男孩玩鸡鸡的游戏开始盛行,天生自备的玩具成为超越意识形态的利器。我们有时在弄堂僻静处举行比赛,看谁的小鸡最大。一次我们刚刚亮出家伙,就听得楼上哪家窗户开了,响起一个老女人的高声呵斥。我们吓得屁滚尿流,夺路而逃。里弄干部老太太闻风出动,蹬着一对解放脚,在我们刚才的犯罪现场转来转去,用犀利的阶级斗争鼻子闻了半天,然后悻悻而去。我们则躲在远处的拐角后面胆战心惊地观察动静,天黑了才敢回家。后来就再也没敢在公共场合干那勾当。我们被迫收起身体的最纯真的玩具,像收起一件反动的凶器。

除了原初的身体游戏,我最早参与的公共游戏都拥有一个非常乡土化的面貌。我在楼下花园里栽了几粒玉米种籽,每天浇水,指望它们会冒芽生长,但它们都在泥土里睡着了,我终究没有见到它们的倩影。后来我又紧跟潮流养蝌蚪和小鱼。我和隔壁的伙伴相约,远足到附近的郊区,看见金黄色的油菜花盛放,田野的气息令人心醉。绿色的水面漂浮着水葫芦、浮萍和各种无名水草。我们用网打捞蝌蚪、小鱼和鱼虫,顺便也取些水草。其他人会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乘机游上一会,我则在一边静观。到了黄昏,我们满载而归,裤兜里装满了对乡村的天真记忆。

玻璃瓶成了一个透亮的神奇世界,里面储存着自然的清新秘密,像一个缩微了的童话奇境,其间包含了我对生命的全部爱意。但由于水中投放了太多消毒制剂,蝌蚪每次都会迅速死去,只有水草安然无恙。后来学会了把水放养一周,让化学物挥发后再用,似乎也没有太多的作用。脆弱的生命仍然无法承受这巨大的毒性。奇怪的是,我却饮着这种毒水茁壮成长,浑身是毒,结实得像头小猪。

我还一度迷恋上了养蚕。可爱的白色软体动物蚕食着桑叶,散发出浓烈而古怪的气味。我喜欢把它放在手里。那些缓慢蠕动的小足挠着我掌心,犹如一片窃窃私语。由于养蚕风气炽烈,桑叶发生严重匮乏。为了填饱这些宝贝的肚子,我用糖果去交换有关桑叶的情报,然后走很远的路去寻找一棵尚未被洗劫的树。

不久蚕开始吐丝。这是它们一生中最庄严美丽的时刻。我废寝忘食地看着,像观看一幕辉煌的戏剧。柔软的生物实施着自我禁锢,它们在编织一种洁白而残忍的希望。一切都显得如此从容,洋溢着我所能理解的那种诗意。我的鞋盒里逐渐塞满了椭圆形的茧子。数天以后,一些肥硕的蛾子从茧子里诞生了,它们拍打着翅膀在原地打转,却无法飞翔,像一堆残废了的零件。这个戏剧性的转变使我感到绝望。我耐心等待它们的灵魂飞进天堂,然后把它们丑陋的尸体连纸盒一起扔进垃圾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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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爱一些生物的同时,我们也仇恨另一些生物。养殖和虐杀是童年那枚硬币的两面。那些月黑风高的时刻,城市野猫开始发出集体性嗥叫,凄长而哀怨的叫声犹如婴儿的啼哭,或者是邪恶之歌的合唱。它越过门窗长驱直入,偷袭着每个儿童的耳朵。一场人猫大战最终变得无可避免。事缘于一个同学阿三的弟弟阿四头被一只野猫咬了。他用弹弓打瞎了它的右眼,它嗥叫一声扑了上去,死死咬住了那个弹弓手的脸,像一个疯狂的亲吻,尖利的牙齿深深插入了他的腮帮。这个倒楣蛋不久就为狂犬病丢了小命。

阿四头的死点燃了整个弄堂的怒气。小孩们成立了一个叫做“敌敌畏”的组织,几乎所有的少年都加入了追逐和屠杀野猫的战争,甚至连一些长的像野猫的家猫也不能幸免,弄堂里到处是猫类的死尸。许多猫被开肠破肚,死状可怖。独眼猫四处逃亡,最后还是遭到了逮捕。

阿三亲自执行死刑,他把它悬吊在一棵夹竹桃树上,淋上火油,看着它在挣扎和狂嗥中化成焦碳。大约有二十多个孩子参加了这个狂欢的仪式。火团在黑夜里抽搐着燃烧,像被风鞭打的精灵,我可以清晰地目击脂肪在火中融解和蒸发的过程。独眼猫慢慢不动了,它凝固在一个狰狞的表情上,然后迅速变成黑色的雕塑。此后的许多天,那具黑色的尸体始终悬挂在树上,犹如一个不可思议的噩梦。

阿三后来为此被送进一个“学习班”关了三个月,原因是他发动的屠猫行动损害了伟大领袖的形象。他很侥幸。如果在文革初期,他将为此付出性命的代价。他出来后对我说过,杀猫跟杀人一个样,大概没啥两样。他从此得了个“敌敌畏”的绰号。后来他成了一名陆军军官,1978年阵亡于越南战场,成了一个慷慨赴死的英雄。

除了屠猫,我们也屠杀从蚂蚁、蜥蜴到老鼠的所有生物。文革就是一场全民虐杀游戏,儿童版的虐杀似乎只是它的一种美妙延伸。在爱恨交织的童年,豢养和谋杀是同样坚实的丰碑。世界因此而蒙上了一层永久的欢乐。胆战心惊的狂欢把我拖向了无邪的罪恶。我们就此进行着生命的初级交易。

我还是一个语录歌手,混杂在众多嘈杂的赞美队列里,用尖利的童声高声颂扬着暴力。当然,毛泽东才是当年最大的歌星,他在天安门上的歌唱,曾经点燃了无数青年的怒气。那些在广场上的规模庞大的演唱会,成了六十年代最壮观的景象。他挥动帽子的手势,俨然一组慢动作的舞姿,从中迸发出了整个民族的信念与仇恨。时间在这里摒住了呼吸。而在毛的四周则聚集着人民的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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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剪纸在民间风靡起来的时候,毛泽东头像和高举红旗的士兵成了最夺目的主题。从事这项工作,必须先到文具店买一种叫做“蜡光纸”的单面彩色上光纸。借来纸样后,把蜡光纸覆盖在上面,用铅笔平涂成拓片,而后在拓出的印痕上开始雕刻。由于拓痕模糊不清,刀片太钝,刀法又很拙劣,我从放学干到午夜,却老在最后关头刻断,前功尽弃,最后只能放弃这种过于精细的游戏。

文革初期的另一流行时尚,就是自制毛泽东像章。楼下的一个男人,是一家热水瓶厂的厂医,却每天躲在家里给铝质翻模的毛泽东像章毛坯上色,整幢楼房弥漫着化学溶剂“香蕉水”的浓烈气味。据说是在为工厂里的某派造反队秘制精神武器。这种工艺的神秘性令我肃然起敬,从此我开始无可名状地爱上了这种气味,甚至至今没有改变。

后来,在硅酸盐所工作的舅舅送我了一些陶瓷像章白坯和毛泽东头像贴纸。我喜出望外,以为大显身手的时刻到了。把贴纸用水浸湿后贴在白坯上,然后揭下上层膜纸,毛泽东头像就可“印”在上面了。此后的工序就是拿到煤气灶上去烘烤。但直到把洁白的瓷片烤黄,伟大领袖的头像还是一刮就掉。当时并不懂须用高温烧制,白费了许多时间。这一实验再度证实了我的弱智。我还试图用药铺里买来的熟石膏翻制伟大领袖的头部侧面浮雕,也都以失败告终。但无论如何,在偶像制造史上,这双长满冻疮的小手,书写过了平反而伟大的一页。

后来,科学变得越来越时髦。按照书上的知识,我买一个纸质的线圈和一个粗大的蜡质电容器,指望从耳机里听到电台的播音。但我从来没有成功过。我的矿石机只有沙沙的噪音。邻居小孩骗我说那就是太空的信号,我起初真的感到无限神秘,时间久了才明白,那不过是个声音的骗局,被胡乱缠绕在一堆紫红色的细铜丝上。

不久,半导体出现了,我又开始买晶体管来安装单管机,后来又逐级升到四管机。牛庄路跳蚤市场和襄阳路旧货商店里到处晃动着科技群众的身影。那时,几乎每个男孩都购置了电烙铁,家家弥漫着焊锡与松香的混合气味。我的那个黑白镶嵌的塑料壳子里更换了多次等级,但依然品质恶劣,只能收听一个电台。除了本地国家播音员的声色俱厉的社论,就是样板戏的高亢歌唱。最后在被不慎摔了一次之后,它就永久地沉默了。后来从太原路搬家,我毫不怜惜地把它扔进垃圾箱,像扔掉一个可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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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许多人成功地成为半导体群众运动的高手。我的一个同学做了一台七管机,居然可以收听短波。这个伟大的科技奇迹曾经令我们激动得浑身发抖。世界一不留神,向我们开启了一道秘门。我们开始集体偷听“敌台”,冒着巨大的危险。美国之音、莫斯科广播电台、澳大利亚国家广播电台和“中华民国”电台,是我们光顾最多的地点。

我们把门窗紧闭,拉上简陋的窗帘,神色紧张地从太空的杂音中辨认那些来自外界的只言片语。台湾电台最为奇怪,每一次都在新闻后进行特工寻呼,说着古怪的联络暗语,它们是一些四个一组的数字,令我们的窃听行为变得更加可怖,仿佛那些指令就是对准我们中的某个人发出的一样。我们有时也会互相猜疑和打量,看周围有谁长得更像那个被呼叫的特务。

我无法形容电波对我们这代人成长的古怪意义。它是我们与世界进行现时态联系的唯一通道。毛泽东被指斥为独裁者,而我们拥戴的革命遭到否决。国家的正义面容逐渐变得可疑起来。是的,电波从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修理了我的信仰,它轻微地掠过耳朵和皮肤,在心灵深处留下阴险的伤痕。

这场战战兢兢的窃听运动遍及了整个中国,成为半导体群众运动的最富戏剧性的后果,它是极权制度下最初的自我解冻游戏。但许多人为此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一个我们附近的“偷听小组”遭到检举,五个人全部进了监狱,其中最小的只有12岁。而为首也只有16岁,却被判了一个“死缓”,最后死在江苏劳改营里。他那个容貌秀丽、令所有男生都垂延三尺的小姐姐,后来嫁给了一个警察,据说是为了复仇。有一天警察得急病死了,我们大家都坚信那是个美丽的阴谋。我们至今都守口如瓶。

文革后期我进入中学,在科学上终于有了点细小的进步。我加入学校的天文学小组,开始投身于天文学研究。我的老师是这方面的天才,他每个周末给我们上课,讲解天文学历史,从赤道到黄道,从托勒密体系到哥白尼体系,从天体物理学到地球物理学。我总是被他所描述的世界弄得心潮澎湃。银河与恒星散发出的魔法力量征服了我,使纯真的灵魂听到了上天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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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周轮流值班,爬上大楼顶部,用一架1935年的德制天文望远镜观测月球和流星,并在记录表上写下结果。宇宙的美丽和令我心驰神往。暑假里的那些夏夜,天体呈现着神秘的阔大景象,它在头顶上缓慢旋转,星光灿烂。一个圆号在远处什么地方柔和而悠扬地吹响,仿佛是一种奇妙的天籁。流星掉下来时,我一直渴望接住它,就像接住透明的雨滴。

我掌握着通往大楼顶部的铁门钥匙。这是一个隐秘的私人国度。在中学时代,上顶楼看天成了最开心的日子。天体美学启蒙了我的精神,我阅读康德与恩格斯的著作,被那些美妙的天体结构弄得心旷神怡,指望能从望远镜里看见宇宙生生死死的脉动,它超越了国家提供的精神边界,展示出宇宙法则的细小一角。微弱的光线越过透镜,抵达了宇宙的内部。我感到我的灵魂已经被悬挂在那里的某棵树上,像一件印满了星辰的布衫。

我们有时也把望远镜放低,去偷窥远处人家的窗口。光学透镜的原理改变了观察人生的方式。我们看到的是一些被倒置的图像:一个女人穿着睡衣颠倒着在房间里行走,昏黄的灯光勾勒出了模糊不清的身影。我被一种青春期的想象逼得脸上发烧,心脏狂跳,仿佛看见了最激动人心的场面,而其实我什么也没有看见。但有一次我终于看见了件奇怪的事情,一个男人从汾阳路口五层楼的公寓上爬出窗口。他站在上面很久,好像一直在犹豫。最后他掉了下去。远处的大街上很快响起了警车的声音。一个人在我的镜头里活生生死去。城市戏剧拉上了悲惨的一幕。

经过一场乱糟糟的中学毕业典礼,我结束了我的童年,就像结束一个灿烂的噩梦。我进了一家工厂的技校,在那里学习钳工的技能,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就在那里,一年后,大街上传来了毛泽东的哀乐。在阳光底下,有人在号啕大哭,有人则在静观。人民表情复杂地眺望着未来。我知道,一个喧嚣的时代正在动身离去。(原载《花城》)

本文插图皆来自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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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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