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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报访谈:从文明和解到文化复兴

中国文化报访谈:从文明和解到文化复兴

中国文化报访谈

从文明和解到文化复兴

                                 中国文化报记者:王晋军


一.从“丝绸之路”到“丝玉之路”

 

记者:目前中国正在积极展开“丝路外交”,借助“丝绸之路”的概念,加强与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各国的商业、文化和政治交往。陕西电视台正在策划组织新的丝路之行,以纪录片和现场直播的方式,展现丝绸之路的自然和文化风情。您曾经在西北师范大学的演讲中提出过一个新的概念——“丝玉之路”,不知您提出这个概念,是基于一种怎样的文化研判?

 

朱大可:“丝绸之路”概念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提出的。这个概念虽然很好,但有其观察和表述的局限性,需要加以改造,才能实现跟历史真相和中国现实的无缝对接。丝绸是中国对外输出的主打商品,但除了朱棣式的朝贡贸易以外,所有正常的跨国贸易,都必须是双向的,否则根本无法维持下去。在“丝绸之路”的概念里,你会发现它只有输出意向,而无输入意向,这是明显的表述缺陷。

 

记者:您提的这个问题,许多人都没有思考过,它看来的确需要调整一下。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提升这种学术表述呢?

 

朱大可:我为此提出一个修正性概念——“丝玉之路”,或许有助于“丝绸之路”概念的升级换代。古代中国人把丝绸贩卖出去,又把中亚和西亚的玉石、青金石、黑曜石以及各种珠宝输入本土,制造“丝”和“玉”的远程对流,由此形成漫长的“玉石之路”。在殷商和周,玉器是国王跟众神交流的重要媒介,维系着政教合一的体制,正是这种需求,推动了苦硬的国家跨界贸易。当时,中亚草原上到处是职业盗匪集团,为了防止掠抢,玉商把玉块和珠宝缝在腋下的肉里进行“走私”。但还是有大批商人被迫面对劫财取命的命运。“丝玉之路”不是康庄大道,而是用无数生命铺设的悲剧性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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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草原上的斯基泰人(Painting by Angus McBride)

记者:关于丝玉之路的商品贩运模式,许多学者到今天好像也没能说得很清楚。这些贸易究竟是怎样进行的,如果它是一种高危行为,那么它又如何得以延续这么长的岁月?

 

朱大可:在整条丝玉之路上,中国人通常只能把物流做到新疆东部一带,而更遥远的地方,包括帕米尔高原在内,则需要吐火罗人(以后变成突厥人)来接力,由他们把货物转卖给印度人和波斯人,后者又贩给斯基泰人(以后变为阿拉伯人),最终到达希腊/罗马人或埃及人手里。没有哪类人能伴随货物从起点一直走到终点。由于贸易路线过长,而被故意分切成多个有限的短线。这种接力棒策略延长了贸易周期,提升了贸易成本,引发贸易终端的大规模涨价,例如,一件中国丝绸的价格会在罗马帝国上涨数百倍之多。但这种模式拥有一个无法比拟的优势:每一路段的贩运者,都是其地盘上的枭雄,他们通常会组成势力强大的帮派,有效摆平守卫关隘的官员,制止强盗的致命袭击,以及防止地方疾病对贩夫和牲畜的侵扰,等等。随着货物安全系数增大,它们被运达的概率也大幅提升。货物和贩运者的安全,总是超过价格指数,成为贸易法则中的第一要义。

 

记者:“丝绸之路”也好,“丝玉之路”也好,都是器物层面的交换,大家的谈论,好像也只限于贸易领域。事实真的如此吗?难道就不会有别的交流?比如说,有没有出现大规模移民现象?有没有出现过精神文化层面的交流呢?

 

朱大可:正如你所说的,“丝玉之路”的交流,不仅仅是双向的,而且是多层面的。它的第一层面当然是物质性的,也就是以“丝”和“玉”为代表的高端器物及其技术。第二个就是人种层面,也就是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尤其是由西向东的移民运动,这导致东亚地区成为国际移民的重要聚居区。古史里对此有大量记载,古人称他们为“戎狄”,分属印欧系的斯基泰人和雅利安人,印伊系的吐火罗人,印欧系蒙古系混血之突厥人,蒙古系西亚种的埃兰人等。这些上古移民进入东亚地区之后,形成民族多元并存和杂交的优化态势;第三就是文化层面了,随着商业贸易和移民的步伐,中亚、南亚、西亚甚至里海和地中海沿岸的文化,包括政治制度、宗教思想、神话文学传说、美术和音乐等“精神产品”,大量进入华夏地区,跟本地的意识形态发生碰撞、冲突、渗透和融合,形成开放性和创造性的互动格局。后人形容它是“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奇怪的是,许多人只愿意承认物质层面的贸易和交流,却拒绝承认人种和精神文化的交流,我不知道这属于什么逻辑。但正是这种奇怪的偏见,支配了许多人的天真头脑。

 

记者:有一本叫做《穆天子传》的古书,记载了周穆王西征的故事,其中关于跟西王母见面的段落,是脍炙人口的浪漫篇章。这本书发现于西晋,过去许多人认为这是一部假托战国古籍的伪书,毫无学术价值,但也有学者认为它虽然有夸张之处,但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历史地理文献,对了解上古中国有重要意义。不知您如何看待它在表述移民、旅游和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

 

朱大可:我同意《穆天子传》是一部经过后人加工和夸饰的真经。它迫使我们追问,为什么周穆王要耗费巨大的资源去游玩蛮荒之地?这完全不符合欲望的基本逻辑。研究表明,穆王西行可能基于下列几个重要目标:第一,寻找传说中的周人的西亚祖地,第二,开辟一条玉石采购和输入的道路,也就是“丝玉之路”,第三,寻找传说中的女神西王母;第四才是满足猎奇式旅游的狂热癖好,而这可能缘于其祖先的游牧习性。在以上四点里,第一和第二点是至关重要的,它从一个侧面验证了上古时代跨文化交流的事实。

 

 

二.民族移迁和民族融合

 

记者:关于民族移迁,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比较薄弱,上古的民族移迁,更是一个学术空白。不知您在这方面有什么研究心得?

 

朱大可:依据人类学对种群迁徙的描述,似乎存在着这样几种移民/迁徙模式:第一是摩西模式:移民只有单一的预设目标,它由领袖提出并受到绝对的拥护,而到达目的地之后,全体“下车”并且永远驻留。这一模式在希伯来人和印第安人的迁徙中被经常使用,尤以摩西率领犹太人离开埃及,越过红海抵达巴勒斯坦,是其中的样本事件,而在东亚地区,殷王盘庚西迁也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面对某种危险的外力(种族战争),这种计划严密的模式,对保障种群整体生命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是巴士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种群的迁徙者结群到达某个预设地点,其中一部分人(移民A群)“下车”,着手开辟新的生活营地,但还有一部分人(移民B群)继续前行,奔赴向下一个站点,而这种运行路线及其站点是可以无限延伸的。该模式是建立在种群分裂的基础上的,并跟背叛与忠诚、正义与阴谋的传说密切相关。

第三是侨居模式:移民全体下车,安营扎寨,经过一个实验性的居住期,其中一部分人(移民A群)选择长期居住,而另一部分人(移民B群)因对新家园不满而重新上路,寻找新的家园。这种情形,也许能够解释中美洲印第安文明跟殷商文明之间的相似点。

 

记者:在国际人类学领域里,关于中国人和其他民族的关联,存在着很大争议。印度学者就声称,中国人起源于印度,而中国学者则宣称玛雅人是中国人的后代。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朱大可:通常的争议在于,移民A群的后裔会自认为移民B群的祖先。尽管印度学者就曾指称中国人是印度人的后裔,但巴士模式的逻辑完全不支持这种论断;中国人比较热衷于称殷人是玛雅人的唯一祖先,但侨居模式也不能赞同这种说法,因为移民A群和B群之间可能会有血缘的交织,但却不能简单地判定B群是A群的后裔。毫无疑问,移民模式的细分,有助于厘清上古移民状态的基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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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上提到的西戎、北狄、东夷和南蛮,都不只是东亚史上的匆匆过客


记者:先秦时期的民族问题,也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难题。古籍上提到的西戎、北狄、东夷和南蛮,其实都不只是一些东亚的匆匆过客。他们在华夏文明结构中,应该扮演重要角色,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朱大可: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大国,绝不是单一民族的“纯种”族群,而是典型的多元民族结晶体。王室和贵族多为“异族”分子,属于你说的戎狄之类,普通民众的种族成分则更为复杂,其中绝大部分为本地“土著”(较早定局居本地的移民),较少部分是异种和“土著”的杂交产物。这种纷繁而开放的血缘身份,以及广泛吸纳外部精华与能量的能力,不仅孕育了令人神往的先秦文化,更令华夏文明得以名列全球“四大文明”的荣誉榜。

 

记者:两千年以来,中国的大多数朝代都由所谓北方的“外族人”统治,而真正属于“汉人”的朝代,只有汉、宋、明等。这引发了一个有趣的话题,那就是谁才是真正的“汉人”?

 

朱大可:大多数居住于中原地区的“土著”,也就是你说的“纯汉人”,其实是历史叙事的最大盲点。它们来自非洲,数万年前从越南进入中国,拥有最古老的殖民历史,并且保留了更多的非洲传统。但该族群最终却成为沉默的一代,极少在历史上发出自己的声响,抑或被主流史家以轻率的态度而忽略不计。这是因为,在不断更替的异族王室和权贵的统治下,他们的“祖国”不断被征服和吞并,有时他们会追随失败的国王逃迁,如东夷人被周人击败后,向南方逃离而形成瑶族、苗族与畲族,剩下的则大面积沦为奴隶,过着《诗经》中描绘的“七月流火”式的艰难生活,命运稍好一些的,也是面对种族隔离政策的平民。周人自称“国人”,而称当地土著为“野人”,对其实施种族隔离,专门划出城外的郊野“鄙地”令其居住。而只有眺望这种社会底层,才能观看到那些模糊而卑微的身影。

 

记者:亨廷顿关于“文明的冲突”的观点,最近被国内一些人复制和改写,而成为一个众声喧哗的议题。但联合国近年来一直在倡导民族谅解与和解。您的研究,对促进中国文化的输出,以及促进亚洲各国的文化交流有什么意义?

 

    朱大可:研究“亚洲文化共同体”的动机,就是为了在文化层面寻找各国之间的共同价值,并建立文化学习对话的全新平台。无论如何,向西与印度、伊朗、阿富汗、亚拉克、中亚五国、俄罗斯、土耳其、叙利亚和以色列,向东与朝鲜、日本、中美洲和南美洲,都有深远的民族史和文化史渊源。按照贸易和移迁的路径,重建一条文化价值纽带,有助于各国在文化共识的基础上的谅解、和解与合作。

朱大可:文化有两种功能,一种是制造偏见,第二是消除偏见。我是负责消除偏见的。文明也有两种功能,一种是制造冲突,据说美国人专门制造冲突,第二种是制造和解,据说中国是负责制造和解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应当在存有差异的文明之间,扮演积极的斡旋者的角色,促成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解与共赢。从世界范围看,亚洲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三千年以前本是一家,而现在终于到了团聚的时刻。当然,文明认同的前提,不仅需要共同的人类价值观,而且需要共同的文化基因。我的工作,就是找到这些基因,并且把它公示于众。

 

 

三.“文化基因”和神话的起源

 

在您即将出版的著作里,“文化基因”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它跟生物基因有什么差异?在当下“文化大发展”的情形下,“文化基因”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朱大可:美国生物学家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一个重大假说,那就是现代智人全部起源于非洲。2011年,新西兰学者发现,人类语言也起源于非洲。我的最新研究则进一步发现,人类宗教/神话也起源于非洲。这三个发现足以表明,非洲是人类及其文明的终极策源地。这意味着,长相各异的各大文明,必然具有显著的共同性。我的研究表明,世界各地的神祇拥有共同的文化基因,这基因隐藏在神的名字里,并形成一个可资辨认的记号,我称为“神名音素标记”。这些可以清晰辨认的音素,分别代表不同的神格,由此形成以神格为轴心的神系。例如,水神系的标记是N,地神系的标记是D,日神系的标记是S/H,等等。水神系的华夏代言人,无疑就是女娲,地神系的代表,是鲧和大禹。禹的上古音以G开头。日神系的代表,是帝舜(G)和帝俊(上古音以H开头),这样的例子可以无限举下去。这些神系是跨地域和跨文明的,它们超越了种族的有限边界。

 

记者:按照您的观点,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目前中国各地每年都举行的各种傩祭,就是对N神系、也就是水神的祭奠呢?

 

朱大可:不错,正是如此。根据对N音素的辨认,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指认“傩”就是水神,而傩祭就是对水神的祭奠。但这个水神究竟是哪一位,目前还没有结论,也许她就是女娲,因为在华夏神话体系里,能够受到如此热烈而持续的祭拜的大神,只有女娲一个,“傩”,应该是她的别名。易中天说女娲的原型是青蛙,这是很轻率的说法。隐藏在神话背后的不应当是文学想象,而是神圣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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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神系的华夏代言人,无疑就是女娲

 

除了采用神话语音学的方法,我记得您还采用了一些图像比较学的方法,来考察古代神祇的来历。您能否跟我们读者介绍一下?

 

朱大可:前两周东方早报发过我一篇文章,说的是对良渚神徽的辨认。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位学者能告诉我们,这个公元前3000年的神徽,究竟刻画的是哪一位大神?但经过图像比对就能发现,良渚神徽有两种图式,第一种是来自玉琮,它跟南美印加帝国日神维拉科查的黄金面具十分相似,第二种来自反山七号墓的玉梳背,跟玻利维亚境内印加帝国太阳门上的日神维拉科查浮雕完全一样。因此,我的结论只有一个:良渚神徽刻画的是一位日神。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羽状帽冠是太阳芒线和鸟羽的复合象征,而这跟史载东夷族群的日神崇拜和鸟神崇拜完全一致,所以大致可以推定,良渚神徽刻画的日神,应该就是少昊。

 

记者:大家感到费解的是,中国古代神话都是一些碎片,没有完整的故事,更没有描述民族起源的史,但少数民族却都有自己的宏大史诗,比如蒙古族的《江格尔》、藏族的《格萨尔王》、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赫哲族的“伊玛堪”、鄂伦春族的“摩苏昆”、纳西族的“黑白之战”等等。您如何解释这种古怪现象?

 

朱大可:你给我出了一个难题。是的,究竟是谁,制造了一场汉神话的浩劫,将它们全部消灭掉?这的确是一个难以索解的谜语。此前的历史学家,都将先秦文化的毁损,简单归咎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后来又算上项羽焚烧咸阳的旧账。但实际上,早在战国时代,尚未经过秦帝国烈焰的洗礼,上古中国的宗教神话、历史事件、典章制度等文字记录,就已提前灰飞烟灭。而真正的罪魁祸首,是那些春秋战国的诸侯们。这个四分五裂的贵族阶层,为扩张权力、疆土、人口和财帛,努力创立“新制”,推行各种“革命”举措,却苦于孔子之类的守旧派人士的反对,因而焚毁了上古传下来的重要典章,以免被人拿来当作反对改革“新政”的武器 。而焚毁的文献,应包括整个夏、商、周三代的仪典、法规、诗歌和历史,当然也包括所有的宗教神话。这是发生在先秦的“文化革命”,即使再强悍的文化,也架不住连续三次的大规模焚毁。

 

四.华夏文明的“改革开放史”

 

记者:人们通常总是认为,“改革开放”是一个特指的政治概念,它被用来描述上世纪70-80年之交、由邓小平推动的政治开放和经济改革运动。对您而言,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是有过很多次的“改革开放”?它们的意义究竟何在?

 

朱大可: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甚至可以上推到五千年之前。卓越的先秦文化,就是当时“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各国诸侯摧毁了旧制度和旧文化,这是它的问题所在,但另一方面,要是没有政治改革,没有新兴知识分子对外开放和兼收并蓄,就不会有先秦时代的文化复兴。只有傻瓜才会相信,思想家可以在高度自闭的状态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地创造出如此丰富而伟大的思想体系。

 

记者:作为一个世界文明史的观察者,您能否用最简洁的语言,为我们的读者描述一下全球上古文明的形成特点?

 

朱大可:简单地说,亚洲各大上古文明的关系,可以由“一座山”和“一条路”加以描述。这座山就是喜马拉雅山。几万年以来,就在非洲智人向全球移民的同时,喜山发生了最后阶段的多次隆起,这些隆起具有重大意义,它向东重塑了黄河和长江,推动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的诞生,向南重塑了印度河和恒河,推动达罗毗荼文明和雅利安文明的崛起,向西重塑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推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崛起。喜山是亚洲文明之父。但喜山同时也制造了巨大的地理屏障,所以需要另一个事物来加以调节,那就是“丝玉之路”。路是用来解决山所制造的难题的。山是一个点,路是一条线,它们编织成一个生长、传播和的面,点、线、面都齐了,由此构成了人类早期文明的完整景观。

 

记者:如果按照您的思路,我们就不仅拥有因非洲同源而形成的人类文化共同体,更应该有一个亚洲文化共同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不错。来自非洲的共同文化基因,加上“丝玉之路”推动的大规模交流,在上古时代促成了一个“亚洲文化共同体”的诞生。这个共同体的地域范围,东起太平洋西岸,西至地中海东岸,囊括华夏文明、印度/伊朗文明、中亚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叙利亚文明。这些文明之间的彼此沟通、学习和融合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平庸想象。


中国文化报访谈:从文明和解到文化复兴大多数学者认为,由于严重的地理障碍,在交通工具不发达的上古时代,这种交流是极为罕见和不可思议的

 

记者:大多数学者认为,由于严重的地理障碍,在交通工具不发达的上古时代,这种交流是极为罕见和不可思议的,因此,华夏文明只能是独立发育和生长的结果,您对此如何解释?

 

朱大可:上古时期的交通的确比较艰难,但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不堪。早在公元前五千年,家马的驯养已经实现,而此后的两千年内,单峰骆驼和双峰骆驼的驯化和使用也已普及,加上载物支架的发明,运输工具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在我看来,除了冬季的恶劣气候以及群山起伏的帕米尔高原(旧称葱岭),没有其他因素可以阻止人类贸易和移民的步伐。葱岭尽管地势险恶,但其中有若干相对平顺的山坡、山口和峡谷可以通行。成功的穿越,不仅需要谋略和胆识,更需要精确的地图、优秀的向导、以及能击退盗匪的武装力量。

 

记者:“丝玉之路”上的移民过程,是不是一个生物学上的自然淘汰过程呢?

 

朱大可:当然,长途移民本身就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缺乏体魄和智慧的,必然要被淘汰,而抵达东亚的少群族群,应该是其中最强悍的成员。他们带来了优质的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通过杂交优势,令华夏民族得以不断优化。

 

记者:你如何看待目前流行的“国学热”和“国粹热”?

 

“国粹”跟所谓“纯汉族血统”一样,是一个典型的伪概念,把国学简单地定义为“国粹”,在逻辑上很容易导致极端的排外性。“国粹说”无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任何优秀的民族文化,均非缘于自我封闭和自我纯化,而是对“外”开放、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不断自我更新的结果。“国粹说”的本质,是以自闭的方式,向狭隘民族主义后退。我已经说过,以排外为特征的民族主义,通常是个人自卑情结投射在民族版图上的结果。

先秦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烈的开放特征,是因为在汉代以前,国族叙事的原则尚未建立起来,东亚地区跟中亚、南亚和西亚,由此形成“亚洲文化共同体”。东亚文明不是孤立自足发生的事物,而是这种共同体的一部分,并由共同体中多种文化原型所塑造。先秦文化吸纳了当时全球文明的精华,并加以改造、深化和本土化,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而轴心时代以后,从两汉、魏晋、唐宋到明清,中国文化仍然置身于活跃的世界交换体系之中。

 

记者:为什么东亚地区是一个移民圣地。它究竟有什么特殊的吸引力,以致北方的蒙古人、西方的突厥人、还有雅利安人,持续地向这片土地进军?

 

朱大可:主要原因,恐怕在于东亚政治地理的特殊结构。五千多年以来,在整个亚洲版图上,基于频繁的战争,由西向东地形成逃迁式移民浪潮,这个浪潮推动了器物和文化的交流,尤其是推动了先进的西亚(西南亚、南亚)文化向东部的流动、传播和植入。这个前赴后继的移民浪潮,受到太平洋的严重阻拦,只能像泥沙一样减速、停止并沉淀下来,堆积在东亚地区,形成丰饶的文化堆层,刺激本土文明的发育和生长。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总是遭到本土文人和史学家的误导,在他们眼里,这是落后的游牧民族对先进的农耕民族的进犯与伤害。直到今天为止,人们还沉浸在这种文化自大的历史幻觉之中。

 

记者:其实中古的丝玉之路,在贸易的同时,也伴随着一个移民过程,我们大家都已经看到,唐朝首都长安,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而唐朝的中国,应该也算得上是移民国家。那么唐朝的兴盛,是否跟李唐王朝的移民政策有关?

 

朱大可:这是肯定的。盛唐的活力,源于其精英的混血性,比如唐太宗的祖母独孤氏是鲜卑人,而李白也有突厥人的血统,当然,还更源于文化上的高度开放。例如,中国民乐现有乐器体系的形成,主要跟北魏到盛唐之间的全盘引进有密切关系。所谓中国民族乐器的主体,大多数是北魏及唐宋以来从中亚、西亚和南亚引进的乐器,如琵琶、二胡、扬琴和唢呐等等,它们是支撑“国乐团”的核心乐器。没有这些外部输入的器物,就没有中国民族音乐的完整表达。

 

记者:您的专著《华夏上古神系》马上就要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了。我注意到您所采用的方法,是建立在跨文化思维的基础上的。这跟传统的研究方法大为不同。您能否告诉我们,这是否属于学术领域的“改革开放”呢?

 

朱大可:一般而言,文史哲领域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以“中西”为空间边界,又以古代近代和现代为时间边界的。谁都不愿跨界研究,更无法跨界思维。这当然有利于单一课题的深化,但却很容易限定思维,导致视域窄化和方法的偏狭。中国不仅需要政经领域的改革开放,也需要学术体系的“改革开放”。而在这方面,我们终止的时间已经太长了,它需要一次新的启动。 


(原载《中国文化报》2014年1月23日和1月28日)


题图:三教图,丁鹏绘,明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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