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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老外滩的红楼梦和麻将牌


朱大可:老外滩的红楼梦和麻将牌
 

朱大可

老外滩的红楼梦和麻将牌

朱大可:老外滩的红楼梦和麻将牌一个刚刚来到中国的老外,会因地名The Bund而犯晕,因为中国居然有如此众多的“外滩”,遍及中国沿海和沿江地带。只要查一下中国城市化历史就会发现,以上海外滩为样板,在最近十年之内,先后出现了宁波老外滩、汉口小外滩,福州新外滩、厦门的国际外滩、广州南外滩、天津塘沽外滩,此外,还有南京外滩、青岛外滩、威海卫外滩,以及烟台外滩等等,形成庞大的外滩家族。

外滩的英文bund,似乎是个古怪的语词,它是堤岸、码头和江边道路的意思,却跟“滩涂”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把“外滩”译回英语,就只能变成beach或sands。这是因为,外滩是上海人自己的方言称谓,其它地区的“外滩”,都只是它的语言克隆物而已。但是,究其真正的历史,则没有任何一个近代殖民地码头,能比宁波老外滩拥有更久远的历史。

朱大可:老外滩的红楼梦和麻将牌从地图上俯瞰长江下游地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张开大嘴的兽头,上海位于它的上唇,而宁波位于下唇(慈溪位于隆起的舌面),杭州位于大嘴后端的咽喉部,太湖则很像一只硕大的眼睛,苏州和无锡分别是这眼上的瞳仁和睫毛。这些奇妙的对位关系,刻画了长江下游三角洲的经济结构。

借助这一兽头图式,宁波的战略价值已经昭然若揭。中国的政治轴线,北宋以前,由长安-洛阳(开封)和汉水构成,我称之为西轴线;而从北宋迁都开封起,该轴线向动平移,形成以京杭大运河为主体的东轴线。这一政治地理的重大转型,彻底改写了宁波及其老外滩的未来。

朱大可:老外滩的红楼梦和麻将牌船舶是宁波老外滩的灵魂。在创立河姆渡农耕文化之后,宁波因其显著的海岸地理特征,而逐步转向水运文明,并成为由内河到海洋的商业纽带。到了唐宋两代,尤其在南宋时期,宁波的贸易地位,变得异常重要起来。南宋首都临安遭遇北方的政治封锁,原有北上贸易通道(如运河)被彻底切断,其物资供应只能依赖海上贸易,鉴于杭州湾因沙坎和潮涌而不能用于航运,距离最近的明州府,就成为最重要的出海通道。宁波据此与广州和泉州并列为中国三大外贸港口。即便在清代初期闭关之际,宁波也能在日本、琉球、台湾及南洋各地之间,断续地维系着秘密的贸易通道,长达40年之久(1644-1684),直至施琅从郑克爽手里收复台湾为止。

从新江桥到轮船码头,被修复的老外滩的沿江堤岸,其长度只有600来米,零年代初期重新开发的商业建筑面积,也仅8万平方米左右,但因位于甬江、奉化江、余姚江三条河流的交叉点,它在旅游地理学上变得显赫起来,犹如通往宁波各景点的有力跳板。夜幕降临时分,游客可以从这里凭栏眺望对岸和身后的景观,捕捉旧时殖民地的浪漫气息。

朱大可:老外滩的红楼梦和麻将牌早在1862年,老外滩就先后出现了14家轮船公司。虞洽卿、朱葆三和李云书等人,在三江口到下白沙一带修建码头,从事各类外贸运输,推动老外滩进入历史鼎盛时期。在主要出口产品的清单上,有绿茶、丝绸、草帽和石料等等。只是好景不长,仅仅过了20年,上海开埠,成为江南生丝和茶叶的主要口岸,由此取代了宁波港的原有功能。老外滩迅速衰败,退化为上海的辅港。宁波商帮也开始转向上海,寻找新的发展路径。然而,在20世纪的20-30年代,往返沪甬之间的千吨轮仍有20来艘,老外滩桅杆林立,人头攒动,汽笛声欢乐而凄厉,仿佛在经历各种形态的告别。

此刻,越过破败的浮动码头,游客还能依稀辨认出昔日的繁华踪迹。但那些饱经风雨的大船,终究还是退出了历史的视线。只有那些中西合璧的建筑保留下来,经过全面修缮和重建,成为我们缅怀往事的线索。它由数条风格各异的街道交织而成。在这里散步,能够观察到那些罗马风格的瓶式立柱、西班牙式的拱型门窗、哥特式的教堂尖顶、地中海的白色阳台、教堂式的彩色雕花玻璃窗、以及上海风格的青砖石库门,也能看到沿江铺就的硬木栈道和白砂石小路、英式铸铁路灯、以及那些眼神闪烁的游客……所有这些殖民地的拼贴景色,复活在21世纪零年代的黎明,照亮了宁波中产阶级时尚消费的前景。

朱大可:老外滩的红楼梦和麻将牌但老外滩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并非那些著名商人的老宅,而是站立在桃花渡边的哥特式天主教堂。它的钟楼高达30米,为当时甬江北岸的最高建筑。它是法国传教士苏主教的精神产业,四周原本还拱卫着主教公署、本堂区和部分裙房。在平阔江面的映衬下,钟楼的穹顶、立柱和门窗一起向天空耸立,显示出伟岸奇崛的高度,它不仅要向人暗示神的存在,也要表述西方征服中国的信念。这座教堂建於1872年,也即清历同治十一年,就在这年,中国首批留学生启程赴美留学,帝国裱糊匠曾国藩溘然长逝,大清朝廷走进了风雨飘摇的黄昏。

而宁波却获得了二度崛起的契机。1844年元旦起,在鸦片战争中告败的清帝国,被迫签署中英南京条约,宁波正式开埠,英国人决定在此设立领馆。在西方地图上,首次出现了这个叫做宁波的太平洋西岸城市。而在此前,直到清朝中期为止,西方人的世界地图上,只标有三座中国城市——长安、景德镇和北京。

据说首任英国领事罗伯聃乘坐火轮,在战舰的护卫下,越过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耗费两个多月,从英伦本土抵达老外滩,开始了其在远东的殖民官生涯。他精通中国古典文学,而且很想在翻译方面试一下身手,于是就在到任的当年,译出了《红楼梦》第六章,发表于英国《故事》杂志。这是《红楼梦》的最早译本,由此启动了这本中国文学名著的翻译接龙。

但他的继任夏复礼却没有这样的文学雅兴,除了忙于外交事务,他的唯一爱好,就是跟宁波人陈鱼门一起,练习搓麻将的手艺,从中寻找东方式赌博的乐趣。不仅如此,在卸任回国后,他把这种陈鱼门发明的麻将带到英国,让欧洲人第一次见识了中国博具的真容。借助宁波通道,红楼梦与麻将,中国文化的两极,得到了完备的国际性传播。

朱大可:老外滩的红楼梦和麻将牌我跟老外滩的缘分,源于2004年老外滩落成之际。当时,我应邀参加“外滩和它倡导的生活”论坛,在古雅的中式茶楼里,跟几位学者和建筑师一起,阔论老外滩以及中国生活样式的变迁。就在当天夜里,我又出席了《时代周报》举办的周年诞辰晚会。杯晃交错之间,巧遇澳洲时的学生——1999年度悉尼华人小姐王萌萌,以及她的女伴、世界华人小姐叶璇。她们的出现,触发了我对海外“流浪年代”的感伤记忆。颁奖仪式的抽奖环节里,我还意外赢得了“最高奖”——一件价值3800元的女式白金首饰。所有在场的嘉宾都大笑起来。主持人胡一虎戏言,一个最不应该得奖的人,拿走了今天的大奖。

也许,正是这种古怪的不协调性,书写着老外滩的混搭风格。数年后的2011年初夏,我再度重返老外滩,跟几位朋友在一家意大利餐馆里聚会,品尝由邵先生提供的雪山普洱茶,穿越在东部河岸与西藏高原之间。我们坐在19世纪南欧风格的朱大可:老外滩的红楼梦和麻将牌老旧椅子上,眼望窗外闪烁不定的霓虹灯,倾听低回婉转的古琴声,谈论关于茶和艺术的话题。我意识到,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错位。东方和西方、现代和近代、沿海都市与藏地高原,这些彼此对立的碎片组合起来,形成柔和的后现代语境。没有任何一个建筑群落——无论上海外滩、新天地,还是南京秦淮河和成都宽巷子,能像宁波老外滩这样,如此多样而紧凑地表达出多元主义的魅力。


第二天晚上,我们又在三江口的河岸上喝茶,静观被灯火照亮的河流,从面前无言地流过,仿佛听见了它的低语和脉动。从7000年前的河姆渡起始,越过我们的视野,三江就这样一直流向东海,带走历史的尘土,成为太平洋的一部分,并最终融入世界的阔大风景。这是老外滩的命运,它向我们说出了人类进化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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