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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卡人三次北伐改写中国历史

哈卡人三次北伐改写中国历史
 
近代中国移民断想:
从哈卡人到京沪轴心
 
 
哈卡人和时间民系
 
1841年仲春,英国气动铁甲舰“复仇女神”号领军的英国皇家舰队,击沉70多艘中国海军战船,摧毁沿岸的所有建筑,并剪去中国战俘头上的辫子,以此羞辱傲慢自大的帝国。这就是“鸦片战争”的令人不安的结局,它提供了异族干预本土历史进程的范例。官方历史学家宣称,它就是古代史的终结和近代史的开端。一次外部的扰动,惊动了自闭而脆弱的帝国体系,令它露出严重衰老的病容。大英帝国的火炮,不仅捍卫了银本位的殖民经济体系,也击碎了辫子帝国的强盛旧梦,把它变成一堆可笑的亚细亚瓦砾。
 
这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次推动。广东爆发的军事冲突,并未在帝国北部引发强烈地震,却古怪地惊醒了一个蛰伏于南方的民系——哈卡人(又称“客家人”,客家话发音读若Hakka, 也即“哈卡”)。这个在历史空间上曾经剧烈移动的民系,从北方(中原)出发,行走了一千多年,在中世纪晚期抵达亚细亚大陆的东南端,被太平洋的海水所阻拦,沿着海岸线上定居下来,仿佛沉睡了一般。但英国人的战舰惊扰了它,使它再度变得狂乱起来。
 
1836年,在“移动的民系”内部,一个叫做洪秀全的底层知识分子,在寻求科举仕途受挫之后,从美国牧师手中获得了思想反叛的资源。1843年,也就是鸦片战争之后,洪开始仔细阅读一本叫做《劝世良言》的基督教中文手册,听到了关于末世灾难的伟大预言。他从鸦片战争爆发的现场附近——广东花县,走向广西紫荆山脉,组织起一支名叫“拜上帝会”的庞大军团,而后开始了近现代史的第一次客家北伐,并在1853年3月占领南京。它的乌托邦“天国”的版图,甚至扩展到了整个长江沿岸地带。这个集团的主要首脑,从洪秀全、冯云山、洪仁轩、萧朝贵、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到捻军首领赖文光等,都属于“移动的民系”哈卡。历史之手还设计了一个更富于戏剧性的事件:它任命另一位哈卡人曾国藩为帝国守护者。他们就此展开关于帝国兴亡的激烈争执。数百万人为此付出了死亡的代价。太平天国就是哈卡人的疯狂杰作。经过自杀式的内讧之后,它崩溃在19世纪远东最黑暗的黎明。
 
“移动的民系”的第二个政治杰作,是孙中山缔造的南京临时政府和广州军政府,针对北平国民政府与“帝国主义”的暧昧关系,它三度宣布北上征讨,甚至打算组织300万的军队进军俄国,并在1926年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这是哈卡人继拜上帝会之后的第二次北伐,一个以“三民主义”为价值轴心的新政府在南京诞生,大批上层移民迁移南京及其附近的上海、苏州和杭州,改变了20世纪中国的权力地图。此后,另一个善于移动的政党——中共集团,在哈卡人毛泽东、朱德、邓小平和叶剑英人等的推动下,历经两年时间,完成了第三次艰难的北伐——长征,1949年,农民政治精英在北平集结起来,接管了中国人民的命运。
 
“移动的民系”领导的三次北伐,跨越一百年的历史,三度改变中国的颜色,并彻底重构了整个近现代史的基本格局。这是一种古怪的历史叙事逻辑,它被同一个固执的民系所操纵,而其内在的逻辑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永无止境的迁徙。移动,就是哈卡人的人类学宿命。
 
哈卡人是犹太人的一个远东镜像。我们已经看见,犹太人在全球范围内逃亡,历经数千年的苦难,借助强大的民族宗教的支撑,重返大卫王和所罗门的“锡安山”(Mount Zion)祖地,此系保罗·蒂利希所描述的“时间民族”的本质。而哈卡是一种“时间民系”,作为中国北方汉人逃亡者的后裔,它借助强大的族谱书写体系,固执地保留了对祖先的文化记忆。
 
为了一个最简单的信念,它耗费整整一百年时间,前赴后继地向北方进军,在殊死的北伐中,描述着旧家园的模糊轮廓。哈卡人比任何民系都更迷恋生命的永恒,三个主要哈卡领袖中,有两个躺在水晶棺里。唯一的例外是洪秀全,他死于1864年6月1日,那时,关于永生的技术尚未诞生。这就是“时间民系”的风格,它要用不朽的岁月照亮自身。
 
不仅如此,它还要像犹太人耶稣和马克思那样,营造乌托邦公社和存在的乐园。所不同的是,哈卡人是无惧死亡和渴望浴血的民系,它继承北方祖先的基因,坚拒宪政民主的政治价值。在我看来,似乎存在着一个启示录式的律令,它是关于种群命运的极度追问,以及走向新王国的暴力道路。这项律令从未被记录在字词文本里,却直接演示在历史的现场,蔚成国家叙事的宏大格局。天国、民国和共和国,这三个按时间排列的国度,就是哈卡人政治梦想的尘世倒影。
 
经历漫长的移动之后,哈卡人完成了流民向居民、“客人”向“家人”、“哈人”向“卡人”的文化转型。它是专政和拒绝宽恕的种群。军事征服,就是要为卡人描绘一条尽可能漫长的国界线,它也是哈卡家园的道德边界。哈卡的领袖宣称,思想,必须统一在士兵的射程以内。哈卡人的信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更,在获得“天京”和“紫禁城”家园之后,它走到了自己宿命的尽头,转而成为拒绝移动的民系。
 
精英移民的京沪轴心
 
哈卡人的前赴后继的革命,构成多米诺骨牌的第二环节,推动了其他六大民系的空间位移。吴越人、赣江人和湖湘人,无疑是哈卡人最坚定的政治盟友,他们狂热地参与革命的进程,成为政治先烈谱系中的主要成员;人数庞大的北汉人,最初是清帝国的支持者或者顺民,而最终也卷入革命的洪流。在1949年以后,北汉人甚至扮演了南下行政骨干的角色。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840年以后,广府人和福佬人开始向海外大规模移民,寻找黄金和财富。这场种族大逃亡,触发了哈卡人的严重分裂。那些饱受镇压和走投无路的个体,除了投身革命以外,被迫转向危机四伏的大海,向台湾、南洋、澳洲和美洲漂流,接受苦难的命运,并在海外留下了1000多万人的庞大后裔。
 
孙中山是一个空间位移的天才设计师。为了修建铁路,他不惜把北平的政治事务转让给袁世凯。他在六英尺宽的民国地图上,画满了想象中的铁路线,并指望在5—10年间把这些铁路全部变成现实。这种举止在澳大利亚记者端纳看来,几近疯狂和愚蠢。他在写给袁世凯政治顾问莫理循的信里,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民国第一大总统的鄙视(西里尔·珀尔《北京的莫理循》)。但端纳无法理解的是,这种对于空间移动的狂热,正是哈卡人的公共气质。孙中山向西方人标示的,并非只是铁路本身,而是整个移民路线的宏大蓝图。这种狂热的纸面设计,满足了哈卡领袖的地理野心。民系的本性,又一次屹立在历史的面前。
 
铁路就是移民的行走纲领。钢铁和枕木在大地上延伸,向行者标示着一种快速位移的存在。但在铁路仅仅存于蓝图的时代,民系精英的移动并不能仅以铁路为基线。他们的位移工具,还包括轿子、马车、汽车、舟船和简陋的飞行器。他们是举止嚣张的蜘蛛,不倦地编织着20世纪中国的精神之网。
 
我看见了文化地理的强大逻辑,它隐藏在个人行走的印痕里,向我们宣喻自身的移动风格。不仅如此,它也是我们辨认文化性格的重要参数。新文化运动三大旗手陈独秀、胡适和鲁迅,分别隶属于赣江民系和吴越民系,并且注定要成为20世纪知识移民的样板。
 
陈和鲁的移动路线,存在着某种惊人的相似性。他们都去过日本,而且几乎一生都在北平和上海之间作单一的纵向位移。这种南北纵轴移动,就是一个本土主义者的全部宿命。陈独秀的最后行旅,竟是从上海向四川的逃亡。这是他唯一的横向位移,为了躲避正在逼近的战乱。而正是这种横移触发了存在的危机。1942年,他客死于四川江津,一贫如洗,晚景凄凉。跟陈相比,鲁迅似乎更为幸运,他来不及面对那场令人尴尬的战争,就已提前谢世。那个不屈的男人,坚定地行走在纵轴线上,甚至比陈独秀拉得更长。1927年他从北平出走,前往厦门和广州,几乎探及大陆的南部外缘,而后又折返上海,停留于纵轴的中段,并在那个部位驻留了近十年之久,而后,跟所有热爱与仇恨他的世人永诀。
 
在新文化运动的诸多领袖里,只有胡适的移动路线,呈现出鲜明的十字图形。他在北京大学和上海公学之间作常规纵轴移动,此外还有一个更长的横线位移,那就是东亚和北美。他在纽约和上海之间频繁往返,最终产生纵轴与横轴的十字效应。这俨然就是基督徒的路线,却属于一个敌视基督教会的自由主义者。这个巨大的十字徽记,表达了一个世界公民的灵魂。跟横轴或纵轴的单一性和坚定性相比,移民的十字路线意味着更为宽容广博的文化德行。
 
在空间位移方面,还有其他多种模式的存在——米字形、弧圈状、工字型,以及某些更为复杂的曲线,而对它们作文化阐释和比较,似乎已经超出我们的使命。每一种类型的移动,都是人按其自身愿望对空间做出的选择。令人惊异的是,所有成功的位移模式都拥有一个公共轴心,那就是北京(北平)和上海的纵向连线。
 
京(平)沪轴心的存在,是大移民时代的重大发现。它是所有轴心之上的轴心,支配了精英移民的基本地理语法。在这条长达1500公里的轴线上,我们看见了无数名流的身影——陶行知、梅兰芳、徐志摩、林语堂等等。他们在这条轴心上滑动、跳跃和舞蹈,捍卫存在的价值,探求爱情、嬉戏、艺术和真理,书写着文化复兴的公共梦想。
 
1908到1912年之间,由于西方资本的介入,从北平与天津,天津到南京,以及南京到上海,业已完成铁路的铺设。1933年南京下关和浦口之间出现铁路轮渡后,京沪轴心的位移变得更为流畅。它是支撑孙中山地理信念的最坚硬的基石;它是书写在地图上的现代性诗歌,是对自由空间的赞美,是心灵与时间的热烈盟誓。对于20世纪知识精英而言,重要的不是活得更好,而是活得更远。
 
只有一个人曾以飞行的方式在京沪轴心上高速滑动,那就是浪漫派诗人徐志摩。徐在北平教书,而妻子陆小曼则在上海病居。徐志摩被迫在平沪之间辗转,仅1931年上半年,他就完成了八次往返的奇迹。他是飞行在两种生活之间的匆忙过客。11月19日,拒绝爬行和渴望飞行的诗人,再次由南京搭乘免费邮政班机飞往北平,却在山东济南附近撞山坠毁。从孤独的殉难里,36岁的徐获取了那种永垂不朽的诗名。
 
但京沪轴心的神话并未破裂。在人们看来,诗人的死亡与移动本身无关。诗人选择了一种过速的移动,甚至可笑地背叛了大地,但这只是一种天真的错误而已。据说责任在于那个在鸦片里打滚的女人,据说正是她的贪欲终结了诗人的移动。京沪轴心就此超越了死亡带来的道德危机。2007年,我们静观这个悲痛的事实,发现了京沪轴心的秘密。在漫长的岁月里,它无言地负载着移动的历史。它是远东地图上最隐秘有力的标记。(作者:朱大可,原载《城市中国》2007年2月号)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1、史景迁著,朱庆葆、计秋枫等编译:《“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
2、保罗·蒂利希著,陈新权、王平译:《文化神学》,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
3、西里尔·珀尔著,檀东鍟译:《北京的莫理循》,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韩石山:《徐志摩传》,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说明:报刊检查官认为“哈卡人”概念有妖魔化之嫌,故发表时强行改为“客家人”,国家主义修辞学的力量,无所不在)
 
本文题图:苏新平《奔跑的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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