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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的革命:关于《流氓的盛宴》的三篇书评

话语的革命:关于《流氓的盛宴》的三篇书评
 
话语的革命
简评朱大可《流氓的盛宴》
 
作者:魏英杰
 
这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化史稿。书中最有分量的部分,在于朱大可对新时期以来文化生态的精辟分析。作为1980年代迄今中国文化嬗变的在场者与"他者",朱大可以敏锐的洞察力和非凡的话语创造力,勾勒出这一场有史以来最为激烈的文化剧变的清晰脉络及其后果。
 
与大多数文化研究文本不同的是,朱大可开创性地构建了一套广义流氓学体系,藉此进入文化堡垒的核心,对现行文化研究体系进行颠覆性重构。所谓广义流氓学,建立在对流氓、流氓主义以及流氓话语的重新定义基础上。在朱大可的话语体系中,"流氓"并非传统理论给定的狭隘对象,而是拥有身份危机、异乡情结和精神焦虑三种识别标记的个体,从而大大扩大了"流氓"这一词语的内涵。由此,在身份危机的语境中,以异乡情结、焦虑心理和反叛立场为精神特征的流氓意识形态,形成了朱大可所谓的"流氓主义",而流氓主义的自我叙写,相应地被称为"流氓话语".这是广义流氓学的几个核心概念,也是作者文化研究旅程的出发站。
 
作为一名文化学者,朱大可将重点放在对流氓话语的文化阐释上。在他的视域中,流氓话语并不仅存在于文学领域,除了小说、诗歌等文学体裁外,影视、音乐、建筑乃至新近勃兴的网络话语,均为流氓话语强有力的载体和表现形式。学科边境上的界碑一旦拆除,崭新的流氓文化学版图便清晰地呈现眼前。简单来说,广义流氓主义以国家主义的"反讽性镜像"破空而出,理所当然,流氓话语也是有别于国家话语的另一套话语体系。但流氓话语既是解构国家话语的一种力量,却也具有重大建构作用。正如朱大可所说:"如果没有流氓话语,中国现代艺术和文学都将面临枯竭和死亡的危机。"
 
从这样的视域来看,长久以来的文化理论的致命伤一目了然。比如,缺乏流氓学维度的当代文学史,不仅对1980年代以"非非主义"、"莽汉主义"等面孔出现的先锋诗歌流派茫然无措,对于"下半身"、"口语诗"等流氓主义诗歌,更摆出一副嗤之以鼻的腔调。即使同样属于国家话语体系的"朦胧诗",也一度遭遇国家主义理论家们的攻讦。在正统文学史教科书中,"流氓写作"不可能得到应有的地位,或者只能作为正典话语的陪衬或对立面,轻描淡写地提上一笔。
 
但在朱大可笔下,流氓话语俨然是五四新文学以来不可忽略的叙事谱系,从鲁迅到王小波,大量文化精英投身于流氓主义的话语事业,对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以及社会文化生态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流氓主义不仅是国家主义的"反题",也和国家主义"正题"一起构成总体意识形态"合题".按照传统的理论,流氓是国家永不饶恕的敌人,但在朱大可的话语体系中,流氓主义不失为国家的"对偶".毕竟,"流氓主义不是指向未来的信念希望,恰恰相反,它只是一个中国文化传统中无法抹除的存在而已。"
 
流氓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将之排斥在总体意识形态之外的话,它将成为国家主义的刺客,一旦注重其"解构中的建构性元素",流氓主义便将给僵硬的正典话语注入生生不息的新鲜血液。正因如此,朱大可这本书不仅是对既有文化理论的颠覆,更是还原现当代中国文化史真实面貌的史稿。朱大可将长期被排斥在正典之外的流氓话语英雄们,一一请进文化的历史序列,恢复了他们本该拥有的名誉。毫无疑问,这一举动不啻为一场"话语的革命".(原载《南方都市报》)
 
 

另一篇

被误读的“流氓”

作者:思 郁

《流氓的盛宴》出版后,朱大可在自己的博客上不无欣慰地写道,“这部著述的出版,历经3年,走了将近60家出版社,最后才在作者对书稿充分自阉之后,由新星出版社接纳,获得出生证。”但是朱大可先生的这种欣慰好像也是太早了些,《流氓的盛宴》出版的时间正值2006年年末,各大图书媒体正忙于整理、评点和举办2006年十大好书、2006年十佳或百佳图书,甚至2006年十大被忽略的好书之类的活动。评论界更是好像提前通了气似的,对这本书保持了众口一词的缄默。朱大可曾说《流氓的盛宴》出版的经历本身“就是文化体制的一个镜像”,这句话更像一种谶语,预言了评论界面对这本书的失语。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因为本身被媒体忽略的原因,在我眼里它成为2006年最被忽略的好书。

我毫不吝啬自己的赞誉和偏爱,这种过誉之辞源于朱大可用“流氓”重写中国的文本历史以及对现代中国话语之境的深刻洞见,更源于那种强悍无比令人眼花缭乱,具有形式主义所谓的极度“陌生化”的书写文体。在我看来,朱大可是以对历史的文本性或者说历史的虚构性的怀疑和反思来进行自己“流氓学”书写的:即为什么一个看上去是被儒家学说全面掌控的国家却最终丧失了礼仪的特征?为什么痞子精神和痞子话语正在主宰我们的日常生活?为什么暴力美学日益支配着我们的文化?这一连串焦虑且饥渴的发问像一把嗜血之剑吞噬着每一个有着良知的思考者的内心,对这些问题的重视而不是忽视区分了一个个学者的良莠不齐。

也正是这样的发问激发了朱大可对“流氓学”的深入探究。他最先的研究成果并非是《流氓的盛宴》,而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曾经传诵一时被许多学人引用并模仿的《流氓的精神分析》。之所以提到这篇文稿不只因为朱大可在《流氓的盛宴》中以附录的形式收录此文——可见此文在朱氏心目中的地位——更是因为这篇文稿中已经初步具备了流氓学研究的历史全貌。大禹作为最初的失去家园者,是作为第一代的流氓出现的,这种惊骇世俗的论断给流氓继续的“正名”提供了历史的根基。而在《流氓的盛宴》中,当朱大可最终把“流氓”定义为“丧失了身份的离乡者,他持续地流走,并且保持了一个精神焦虑的容貌和社会反叛的立场”的时候,那种历史上被误读千年,被我们一直遗弃并且保持道德上的憎恶情感的流氓形象才日趋淡化出我们的心灵乃至精神视野。

我们始终误读了那一个个流氓,那个我们一直看作是罪犯和道德沦丧者的流氓。而对流氓进行谱系学的梳理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所谓的“流氓”不过是那些丧失了家园、国家乃至最后的身份的“流亡者”。原来“流氓”的精神一直在我们的血脉中汩汩流淌。

朱大可曾经说要把此书献给我们这个时代,我理解意义中的这个时代是指韦伯所谓的世界除魅,上帝隐退,一切本为神圣的东西都逐渐瓦解的时代。这也是哲人施特劳斯所谓“我和你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不能信仰,我必须寻找在一个不能信仰的时代中如何生存下去的可能性”的时代。在我看来,朱大可先生“流氓”身上的重重迷雾,给一直被误读的“流氓”正名正是为了给自己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继续生活的可能。

对“流氓学”意义的重大分析我只能管中窥豹探究到此。事实上,我觉得《流氓的盛宴》中最具独创性的有两部分:其一是在第三章中对“流氓话语”作出细致而新颖的区分,指出现今的流氓是借用色语、酷语和秽语进行自己的“话语狂欢”和“话语盛宴”;其二是用“流氓”这个新颖的角度对中国的文学史、美学史、建筑史、绘画史、音乐史等领域进行颠覆性的书写。虽然限于篇幅和个人视野的有限性,几乎每个领域都是浅尝辄止,但是暴露出的那种囊括整个中国各个领域历史的野心,让这本《流氓的盛宴》走出了以往学者著书专业化、狭隘化和千篇一律化的研究视野,焕发出与众不同的犀利而睿智的光彩。(原载《新民周刊》)

原文出处链接:

http://news.sohu.com/20070214/n248241970.shtml

再一篇

寻找流氓

作者:梁 捷

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流动着欲望。可只有少数流氓通过暴力将其付诸实施,从而蜕变升华成为英雄。更多的“群氓”则通过较为安全的“话语暴力”、“图像暴力”、“符号暴力”,躲在权力背后共同狂欢,高潮。纵观中国近几十年的大众文化史,简而言之,一场“流氓的盛宴”。

流氓的某一种定义就是失去身份的人。失去身份,即为体制所不容;失去身份,就被迫反思生活环境;也只有失去身份,才不得不反抗体制,用不合规范的行动打破桎梏,争得被认同的权利。流氓以失去政治、经济、社会认同等诸方面的权利为代价,换取了行为的自由,从此展开一场与社会体制的全面博弈。成则英雄,败则流氓。所以流氓永远是每个时代最焦虑、最敏感的人。

有人说历史的动力是革命,不断地革命。这里的革命包含了身体革命、话语革命,图像革命、声音革命,以小说、诗歌、绘画、摇滚、建筑、行为艺术等多种形象出现。只有被体制排斥的流氓才有反抗的动力。所以流氓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往往并非市井的无赖泼皮,也不是什么剑客游侠,倒是常常借助大众媒体以及网络,化身为影响最大的作家、诗人、画家、歌手,甚至芙蓉姐姐般的平民英雄。

朱大可分析过许多种大众文化,在他们背后都发现了流氓的影子。绝不仅是暴力和色情,还有装傻、装嫩、撒娇、扮酷、自嘲、粗口等形态,通过雅化、俗化、比喻、反讽、拼贴、重组等技巧,放大成为广受欢迎的大众文化模式。粗鄙的文字,弱智的诗句,扭曲的影像和狂躁的声音都在特定时间里取得巨大成功。正是在这种文化传播的“盛宴”中,先锋艺术逐渐变成主流艺术,社会则逐渐完成了自身的流氓化。

流氓的行动不受限制,变化多端,所以常常变得神秘。但流氓的美学正是利用社会的病态,通过吹开令人窒息的文化空气,唤醒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流氓情结。流氓不是疾病,只是在有疾病的地方出现。

体制在明处,流氓在暗处,大众文化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生活在其中的。我们享受文化盛宴时,自己也陷入狂欢之中,恐怕很难甄别出其中的流氓因子。毕竟群氓永远生活在流氓的阴影下。这场盛宴每个人都吃得那么香,心满意足,回味无穷,却不明晓真的吃了些什么。朱大可至少帮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看清楚,我们盛宴的盘子里,究竟装了些什么货色。

朱大可甚至发现,中国自古就有流氓的传统。不是民间对立朝野或者江湖对立庙堂,而是各种样子的流氓插入到社会各层,隐性掌握巨大权力。时代变了,流氓的本性未变,只是一种流氓替代另一种流氓,一代流氓战胜另一代流氓。随着上一代流氓被体制招安,前卫变成保守,自然就有新一代的流氓站出来进行挑战,无休无止。

历史哲学里有一个经典问题,谁是历史的主人,英雄还是民众?朱大可将其变换了一种形态,流氓还是群氓?在很多场景中,流氓的反抗性艺术举动迅速得到大众认同,有意或者无意识地传播开来,上升成为国家美学。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十多亿人口的巨型机器里,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中国的很多只有区域影响的艺术家,却比许多世界级艺术家在全球的拥趸还要多。这背后蕴藏着惊人的能量,群氓的能量。

这些能量所指之处,都发生了巨大摇动。有些人被捧上了天,获得权力,从而成功地洗去流氓本色。有些人则被全社会抛弃,几乎没有立足之处。而对于更多的群氓来说,这只是一场狂欢的盛宴。我们祖祖辈辈就是这样吃过来的。这种趋势几乎不可抵挡,群氓的心理自有其社会心理学根基,难以改变。流氓的盛宴也都因为找对社会的病灶而摆开,不可一概批判。但没有不散的筵席,吃罢盛宴,拍拍肚子,多少能感觉到一些不消化的东西。

流氓一直被贴上堕落的标志,被认为是社会腐坏的根源。但是在一定的范围里,流氓才是真正促进社会健康的维生要素。大众文化以其浅薄、无聊、低级、暴躁等一系列贬义修辞折射出时代的问题。批评家的责任是帮助我们指出这一点,朱大可做到了。(原载《羊城晚报》)

原文出处链接:
http://www.ycwb.com/misc/2007-02/12/content_1385234.htm
 

本文题图:岳敏君作品

话语的革命:关于《流氓的盛宴》的三篇书评

《流氓的盛宴》,朱大可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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