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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杖,权力游戏的密码

 

 朱大可:金杖,权力游戏的密码

手持权杖的乌尔国王,源于公元前2500年的苏美尔泥板

 

 

权杖(Scepter)是一种棍形物,是巴别神系中最古老的器物式神显之一。跟生命树作为母神象征不同,作为君权神授的器物表征,它是权力叙事中最坚硬的符号,向民众炫示权力的最高来源,亦是男神及其阳具的坚硬意象。为了表述这种高贵的品质,权杖必须以美石、象牙、犀角或黄金制成,并镶以高贵的宝石。四川广汉一号祭祀坑,出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木芯金杖,长142公分,直径2.3公分,净重463克(含部分碳化物),以较厚的纯金金箔包卷而成,权杖上端有一段长约46厘米的三组雕饰图案。上两组图案相同:上方对鱼,下方对鸟,鸟颈和鱼首均压有一枝羽箭;最下一组刻有两个笑容可掬的人头,前后对称,头戴五齿博冠、耳悬三角形坠子。这是全球最长的一根金杖,也是东亚地区唯一外观完好的权杖,向人昭示持杖者至高无上的权力身份。

 

 

广汉金杖在形制上逼近西亚和埃及晚期的权杖,后者在杖首或杖身上部饰有图案,描绘胜利者的功勋或重大国家事务,而广汉金杖与之遥相呼应,杖身上也刻有蜀王的政治/神学代码(鱼纹和鸟纹)。基于古蜀国本土和殷商帝国都没有使用权杖的传统,广汉金杖应当是沿用西亚权杖原型的结果(1)。

 

朱大可:金杖,权力游戏的密码
三星堆出土的金杖

中国权杖的西部源头

 

 

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安那托利亚高原、黑海及里海周边地区等)权杖头多为梨形或球形,并采用玉石、青铜、玉髓、玻璃和彩陶等多种材质。而在时间表方面,以死海东岸的纳哈尔·米什马尔(Nahal Mishmar)洞穴窖藏为最古旧的代表。在该密室发现了400多件砷铜(Arsenic bronze)制品,其中包括大量引人注目的权杖头,它们带有手柄、部分呈十字造型,有的还加入动物的圆雕造型,其年代为公元前4000年上半叶,而这一年代足以证明,西亚就是全球权杖原型的策源地。与此同时,苏美尔、阿卡德和亚述王朝的遗址,都有诸多权杖现世,跟纳哈尔·米什马尔洞穴形成合唱。

 

然而,在从西亚吸纳了权杖原型之后,古埃及反客为主,成为权杖“产量”最高的地区。早在前王朝(3500~3050 B.C.),各种石质权杖头就已普遍涌现,分为梨形或球状(由西亚传来)、梭形(自创)和圆片状(自创)等,表面刻有缠花纹和乳丁纹等。除此之外,埃及权杖还大量出现于壁画、浮雕和印章上,展示国王或勇士手持权杖敲击被俘的敌人的场面(如Hierakopolis的前王朝壁画、以及Narmer调色板等)。图坦卡蒙法老(Tutan khamun)墓内发现的鎏金雕像(高190cm),手持金色权杖,俨然是国王的三维写真,向人昭示埃及人对于权力的无限渴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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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Cartouche国王图特摩斯三世及其权杖,彩陶,高27.8厘米,公元前2600年。俄罗斯国立冬宫美术馆(State Hermitage Museum)藏。

 

《旧约》的《出埃及记》,记载了关于摩西与权杖的故事:耶和华向摩西显示神迹,将权杖变为毒蛇,又把毒蛇变回权杖;而在《民数记》里,耶和华授予摩西权杖以强大的魔力,能在打击磐石之后流出水泉。这是神所授予的权杖法力,它可以变水为血、制造虫害、雹灾和黑暗之灾(《出埃及记》)。摩西借助这些魔法灾难,逼迫埃及法老准许希伯来人集体出走。而在离开埃及的途中,摩西又杖击海水,露出海底,重演了非洲祖先跨越红海的奇迹(3)。

 

 

权杖此后向西进入埃及,向西北传入东南欧,向北传入高加索地区,向东则进入中亚和新疆,又于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进入甘肃,内蒙赤峰及周边地区,并在西北和长城一线徘徊和传播。目前在甘肃河西走廊诸地发现的玉石权杖头及残件、酒泉干骨崖墓地44号墓的玉石权杖、玉门火烧沟墓地出土的铜四羊首权杖头和玉石权杖头、以及甘肃西河县宁家庄、秦安县大地湾、广河县齐家坪、甘谷县毛家坪遗址及陕西省宝鸡市竹园沟墓地、扶风县伯冬墓的彩陶、玉石和青铜器物,均呈零星分布状态。以甘肃酒泉干骨崖墓地为例,在已发掘105座墓中,只有一座拥有随葬权杖,而在玉门火烧沟的306座墓葬里也仅发现了3件(4)。 这种数量的高度稀少性,不仅缘于权杖的高贵性,也暗示其外部来源的困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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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镂空牙嘴云雷纹青铜钺:西亚权杖不能大规模“落地”的主要原因,是华夏文明用钺或鼎来昭示权力,并已自成体系,而对外来权杖形成强烈的文化抵制态势

 

中国境内出土权杖的时代,从其时代从仰韶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到西周,跨度由公元前3000年到前1000年,其中绝大部分都能从西亚及其扩展地区的权杖中,找到自己的原型。例如,甘肃酒泉干骨崖墓地出土的权杖,与苏美尔乌尔第三王朝(2500 B.C.)的白色权杖头极为相似;甘肃玉门火烧沟所出四羊首权杖头造型,跟高加索山脉南麓特利(Tli)墓地出土的一件铸有5枚瘤状凸钮的权杖头十分相似;中国西部的圆形和梨形玉石权杖头,跟南乌拉尔地区的辛塔施塔河谷(Sintashta Valley)的安德罗诺沃(Anderonovo)文化遗址(2000 B.C.)出土的权杖头高度相似,如此等等(5)。 这种相似性是认定权杖并非东亚文明的原创性器物的主要依据。而李水城还进一步指出,西亚权杖不能大规模“落地”的主要原因,是华夏文明用钺来昭示权力,并已自成体系,而对外来权杖形成强烈的文化抵制态势(6)。

 

李水城所指涉的早期杖形器物斧钺,的确具有强烈的权杖意味,但中国的权力符号,并非仅由钺独自承担,它还应包括玉琮、玉璧、铜鼎和印章(玉玺)等等,由此形成五位一体的权力符号系统,其中只有钺是条形器,其它四者皆为团形器。尽管在殷商的甲骨文和金文里,有一些疑似含有条形器的符号,如“丈”、“父”“君”、“权”和“攴”等等(7), 却未能发育成真正的杖形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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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年画:手持如意的福神和禄神

 

2.如意:一次推翻原型的器物革命

 

 

东亚文明的权杖意识的觉醒,应当在战国/西汉年间。那些冻结于古文字中的疑似杖形器,开始在现实中苏醒和复活,变得生机盎然起来。但这种新兴的权杖意识形态,没有营造出一个自我生长的完整摇篮,而是裂变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演化模式。

 

权杖的第一模式,就是汉高祖刘邦推动的“七十赐杖”运动。据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王杖十简》和《王杖诏令册》记载,早在汉朝初立时就有王杖制度,由皇帝亲手将王杖赐予某些德高望重的老者,因其上安有木雕鸠鸟而被称为“鸠杖”。这是皇帝所赐予的老年福利凭证,持杖者可任意出入官府,经商无须纳税,同时,抚养受杖老人者,也可免除赋税徭役。要是有人辱骂和殴打手持王杖的老人,就会被处以极刑,而老人若触犯轻罪,则可以得到赦免(8)。这种“敬老”福利制度,并非汉代原创,而是源于先秦古制,但其直接来源,则可追溯到波斯帝国的阿契美尼斯王朝。但到东汉末年,鸠杖制度就开始形存实亡,最终成为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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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画像砖上的持杖老人

 

权杖的第二模式,源于一种叫做“不求人”的挠背工具。清人厉荃原辑《事物异名录》说:“如意者,古之爪杖也。(9)” 曲阜鲁国故城墓葬出土的东周牙雕残器,手柄一端为五指合拢内屈的手爪,被考古工作者命名为“牙雕如意耙”,其实就是一种爬骚工具,也即手的延伸物,用以解决后背挠痒的难题。这项聪明的华夏自主发明,最终转型为一种叫做“如意”的神秘器物。

 

成熟的如意,发育出一种跟手杖全然不同的形态——稍有弯曲的扁平手柄,头部为云头纹或莲蓬纹的钩状灵芝体,尾部系有玉坠丝穗,材质多为竹、黄金、美玉、松石、铜镀金、象牙、翡翠、水晶、玛瑙、琥珀、蜜蜡、珊瑚、檀木、沉香木等等。“如意”的字面释义,就是“满足你的欲望”,俨然是一种生命魔杖,游走在庞杂的欲望世界之中。只要观察它在历史中的诸多表演,就能发现它至少具备下列三种功能:性权力的象征、政治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高贵与财富的标记)、以及生命树(代表康复、长寿和吉祥)的小型象征。

 

如意作为权杖的缩微式变体(Ruyi Scepter),其尺度通常为60公分左右,比权杖短小,而更利于携带和收藏。不仅如此,它的形体还出现了枕式折叠,形成奇异的曲线空间,仿佛是被精心改造的阳具。这种性语义在清代被王室所放大,并以九数作为敬献如意的至尊之数,因为在《周易》体系里,“九”为纯阳之数,而跟纯阴之数“八”形成对偶,前者正是男性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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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的真相:它的形体还出现了枕式折叠,形成奇异的曲线空间,仿佛是被精心改造的阳具

 

如意据此介入了皇室的选后仪式。按清帝国惯例,皇帝选取后妃时,一旦将如意交到对方手里,就意味着向对方交出自己的性器,而该女子则将成为自己的皇后。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光绪选后事件。1887年(光绪十三年)冬天,慈禧太后为载湉选择妻子,结果因慈禧暗中操纵,皇帝被迫将如意授予并不中意的女人,由此揭开清代王室的最后一幕悲剧(10)。

 

这种阳具式器物,以后被当做军事权杖而用于指挥作战。据历史文献记载,南朝大将韦睿在徐州之战中,乘坐一辆素色木车,手持白角如意指挥作战,叱咤风云,令敌胆寒(11)。后唐太祖李克用带兵讨伐后梁黄帝朱温,手持如意指挥作战,大败敌手,显赫一时。晚清江南小生刘翰写下《李克用置酒三垂冈赋》,颂扬其手持“玉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 (12)。这种战场炫示男权的做法,正是阳具文化的重要表征。

 

而自从魏晋以来,如意也同时扮演高贵身份的象征物,并在明清两代达到戏剧性高潮。官员用进献如意来拍皇帝和权臣的马屁,由此引发价格暴涨的市场泡沫。乾隆皇帝60岁诞辰(乾隆三十五年,1771年)之际,众臣集资进献了用金丝编织的60柄如意,耗费黄金1361两,展示出帝国官场炽盛的奢靡逢迎之风(13)。而文官家里收藏的如意,也往往达上千柄之多,有时甚至超过皇室的规模。例如大学士和珅被查抄时,清单里列入的各种如意(白玉九如意、嵌玉如意、嵌玉九如意和整玉如意)总数,竟然多达3150多支(14)。如意成为财富的象征,同时也是权力和尊位的奢华符号。

 

但这还没有穷尽如意的价值。远在宋代,“如意权杖”就开始吸纳当时流行的灵芝纹,与生命树的功能融为一体,成为阴阳同体的圣器。它不仅被引入寺院而成为玄妙的佛器,更在世俗空间里为人祈福。如意还要借用灵芝来讲述永生神话,并庇佑持有者得以延年益寿。如意是东方身体神话的一个重要部件,它要展开关于阳具、生命力、病体愈合、健康和寿永的多元符号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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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哈拉帕圆柱印章上部的六幅太阳神盘

 

 

耐人寻味的是,现代西方占星学家也认为,权杖跟金字塔一样,能够产生某种复杂的能量场,而那种用以能量治疗的金字塔式权杖叫做“康复权杖”(Healing Sceptre),它由黄金,陶器、琥珀、水晶、绿松石、珊瑚、紫水晶,青金石,和田玉与瓷器等组成,具备风、土、水、火等四大元素,其功能为:1.平衡垂直轴两侧的能量流阴阳运动;2.清洁周身的骨骼;3.左右脑半球的功能平衡;4.调节血液循环和血压;5.支持身心的放松(15)。而一旦跟蛇结合,权杖就成为“康复蛇”(16), 这种蛇和权杖的复合体,最早出现于巴比伦瓶饰(1800~700 B.C.),以双体怒蛇(穆舒苏)护卫权杖的图式出现,被称之为“众神的权杖”(参见第五章之“西亚的海怪与蛇妖”)。它是权杖疗法最悠久的历史起源,揭示了权杖(如意权杖)的使命(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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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汉三星堆出土的五幅太阳神盘(1000 B.C.),它看起来更接近于哈拉帕的六幅日轮

 

至此,我已经就广汉文明的三件核心器物的起源和流变,做了一次简要的梳理。纵目面具、生命树和权杖,这是广汉王国的神性器具,以三位一体的方式,介入了中国人的早期宗教生活,犹如一种异端的精神指南,说出王国的隐秘真理。所有这些核心器物都拥有自己的外部原型,而跟商周文明形成鲜明的对立和互补态势。此外,广汉的所有青铜面具所呈现的人种学特征,都跟殷商无关,祂们大眼、长耳、阔嘴,显示出跟蒙古种截然相反的体质特征,而祭司(青铜立人像)的左衽服饰,亦跟印伊民族相同,即便是争议最大的五幅太阳轮,都能在哈拉帕文明(Harappa)的圆形印章上找到原型。毫无疑问,广汉遗存是一个典型的混血文明,它吸纳了西亚、印伊、殷商以及至今无法知晓的文化原型,在民风强悍的东亚地区,制造出一个异质的文化乌托邦。

 

 

 

注:

 

1)段渝在《三星堆金杖欣赏》一文中指出:古蜀王国用金杖标志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这同中原夏、商、周三代用鼎作为最高权力的标志物是全然不同的。同中原王朝用鼎不用杖相反,古蜀王国正好是用杖不用鼎。在有关古代蜀人史迹的文献材料中,丝毫没有用鼎的片言只字记载。在考古学文化上,商代古蜀文化的器物形制,例如陶器,是以小平底罐、尖底罐、高柄豆、鸟头把勺等为基本组合的,明显地区别以鼎、鬲、甗等三足器为基本组合特征的中原商文化。三星堆遗址中,虽然出有商文化常见的青铜尊、(上面三个田,下面为缶)等物,却绝无鼎出土。并且,即令是商文化的尊、(上面三个田,下面为缶)等青铜器,在三星堆大型青铜器群中,也不占显著地位。这些现象足以表明,无论在古代蜀人的观念还是实际政治生活中,鼎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绝未把它当作权力与财富的象征。引自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网站。

 

2)李水城《权杖头:古丝绸之路早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四期。

 

3)《旧约出埃及记》第十四章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作了墙垣。

 

4)李水城《权杖头:古丝绸之路早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四期。

 

5)李水城《权杖头:古丝绸之路早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6)参见新华网呼和浩特2010811日报道《中国北方权杖头的发现揭示东西方文化互动史》。

 

7)罗大和《中国的权杖文化》,中国先秦史网站。

 

8)朱红林《汉代“七十赐杖”制度及相关问题考辨——张家山汉简<傅律>初探》,《东南文化》杂志,20064期。

 

9)影印乾隆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

 

10)参见章乃炜《清宫述闻》,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

 

11)姚思廉撰《梁书列传第六•韦叡列传》:“睿乘素木舆,执白角如意麾军,一日数合,英甚惮其强”。

 

12)王先谦《清嘉集初编》卷五,南菁书院版。

 

13)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

 

14)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查抄和家产清单,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15)关于这方面的题材,可参阅下列神秘主义网站:http://mountzion144.ning.com之“康复权杖”专页。

 

16)在《旧约》里,摩西的权杖和蛇可以神秘互转,显示这两个“能指”拥有共同的“所指”。

 

17) 盘蛇杖(Caduceus),在希腊神话中演变为众神信使赫尔墨斯的表征物,而在欧洲的世俗生活中成为报信人、皇帝钦差和军队使节的象征,在近代又转变成商业的标志。

 

 

 

 

本文节选自《华夏上古神系》一书

 

本文图片皆来自《华夏上古神系》

 

上传与管理: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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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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