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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明的眼睛巫术——纵目神的崛起

 朱大可:三星堆文明的眼睛巫术——纵目神的崛起

三星堆博物馆展出的青铜纵目面具   

 

广汉遗址的“成果”,全部出自“祭祀坑”,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文物是诸多形态的“眼睛”,它们包括:铜面具上的“纵目”(最长达30cm);青铜面具上的杏形大眼;数十个成对的“眼形器”,包括菱形、勾云形、圆泡形等十多种物理形态,周边有榫孔,以便单独悬挂或组装。如果再加上历史上马明王神像、灌口二郎神像和川主神像之额上的竖眼,那么这些所谓“纵目”,实际上可分为四种类型:1.水平状态并向前作圆柱式突起的凸目;2.垂直状态但与脸部处于同一平面的竖目;3.占据面部四分之一的巨目;4.各种自由状态的散目。所有这些眼形器物,构成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眼睛崇拜。

 

眼睛崇拜在上古文献中业已初露端倪。《海外北经》记有“一目国”,并称“一曰有手足”。《海外西经》描述“一臂国”,还说它“一目而一手”,所谓手足,疑是对蚕虫外形的一种误判,正确的记法应为“一目一蚕”形,而这正是甲骨文“蜀”字的写法——等。而关于“目”的最具特色的解释,是认为此“目”并非人眼,而是野蚕头部的一对眼形黑斑(眼斑)(1)。

 

这一观点试图勾连蜀人跟养蚕业的密切关系,却并不完全符合逻辑,因为只有家蚕才能吐丝结茧,但它却没有这种必须的眼斑。养蚕者没有必要撇下自己饲养的家蚕,而去崇拜一种关系遥远的野生物种。还有学者由望远镜得到启迪,认为纵目是某种测量距离的仪器(2),也是一种无稽之谈。在没有安装玻璃透镜的前提下,任何拿着两根空管子去观看天文地理的,都是以管窥豹、坐井观天的可笑之举。那种关于纵目是“甲亢患者表征”的说法,更是令人目瞪口呆。甲状腺亢进可能是一种遗传学病态,它可能存在于极少数人群(如一个家族或一个近亲结婚的村庄)之内,但泛化为整个大数量种群的遗传表征的概率,几乎为零。只有《华阳国志》说法比较符合人的常识,它声称“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甚至其墓葬亦称之为“纵目人冢”。这就意味着“蜀”字里的“目”字,非但属于人类,而且还属于一个神话中的伟大国王(包括他的子民)。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分歧,它逼迫人对此做出必要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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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眼形器:它们到处涌现,镌刻在各种物质或非物质的事物上,仿佛是一枚简洁而易于辨认的神徽,向世人昭示一种明亮的存在。

 

 

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眼睛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器官。金文如此描述位于社会最低等级的“民”的形象的——。这是眼睛被一柄锋利的针(锥)形物所刺瞎的场景。它意味着“民”就是盲眼的失目者,并需要来自伟大领袖的引领。但这场景的更耐人寻味之处,在于“民”并非天生的盲者,而是被蓄意刺瞎的。权力制造了“民”的盲目性,并且判决后者永远与黑暗为伍。而国王或祭司却完全不同。他们拥有大而明亮的眼睛,并藉此洞察尘世的所有细节。眼睛即权力,大眼睛更是强大权力的象征。但在汉字中,除了“蜀”和“夏”以外,人们找不到用眼睛来描述或形容帝王之伟大性的先例。对眼睛的毫无节制的颂扬,是古蜀国(广汉文明)或夏酋邦的独特属性。它们到处涌现,镌刻在各种物质或非物质的事物上,仿佛是一枚简洁而易于辨认的神徽,向世人昭示一种明亮的存在。

 

在前面罗列的蜀王世系表中,权力的命名往往跟眼睛有关。“蜀山”之“蜀”,是一条蜷曲的生物(蚕虫或爬蛇)顶着一只硕大的眼睛;杜宇死后的谥号“望帝”之“望”,是个典型的眼球动作,在民间传说中,它要表达对失去的生命、权力与爱情的无限留恋,而事实上,“望”却是一种登山望远的巫术,它要通过眼睛的眺望来控制远方的敌人(“异族”),削弱其力量,并最终达到消灭的目的(3);由此可以推断,“开明”一词,就是对这种远程巫术所行使的反击巫术,通过“回望”与“开明”(以“日月之辉”来祛除“眼光”),击退前任国王的魔法进攻。这些由统治者制造的“眼睛语词”,暗示出一个重要事实:眼睛是施行政治巫术的核心器官。

 

在蚕丛所管理的版图中,有一个叫做“瞿上”的城市,据说是蚕丛的都城(4),而“瞿”字在甲骨文中即为两对眼睛状;而在长江中游的楚国地界,还有一个叫做“睽”的小国,也以眼睛为自己的神徽,似乎是古蜀国的一个东侧支脉,它们延展了眼睛巫术的战地。

 

假如从更大的全球范围观察,眼睛从来就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宗教器官,它代表了伟大的日神,它是日神的标志物。而这种眼睛,出现在商人发明的甲骨文字“日”字里——;也出现在古埃及日神荷鲁斯和拉的形象里——太阳是荷鲁斯的一只眼睛,而拉的女儿哈托尔则是拉的眼睛;它还出现在印度日神苏里耶的形象中,成为祂额头上的“第三只眼”(四川灌江口二郎神的原型),甚至出现在战国和秦汉关于舜的“重瞳”(两个瞳孔)描述之中,这种重瞳性是日神的重要隐喻。舜是一位彻底世间化的日神,尽管被汉儒做了精心包装,祂最终还是露出了很大的“马脚”。

 

在广汉出土的珍宝里,出现了不少跟日神崇拜密切相关的器物,它们包括三株生命树、树上的十只太阳鸟(一说为九只)、莲花形花苞,以及一对五幅轮形器和高柄豆圈足上的“臣”字纹章(内含显著的鸟形大眼,估计可能是戎夏的族徽,因为在二里头二期也曾出现)(5)。在亚述,日轮战神阿淑尔具有崇高的地位,他的形象被描述为长有羽翼的太阳圆盘,这一形象显然受到来自埃及太阳神拉、阿吞和鹰头神荷鲁斯的影响。在埃及太阳神庙或莎草纸绘画上,到处是这种诡异的眼睛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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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眼睛最早被称为荷鲁斯之眼(EyeofHorus),是鹰头神荷鲁斯一对日月眼中的一只,以后因其形象跟太阳神拉(Ra)混合,所以该眼睛也成为拉的象征物。该符号包括眼珠、眼眶及其后端水平延伸线、弧状眉毛、眼下垂直短线和向后的卷曲弧线,滨因其神秘而富有压迫感的装饰风格,在现代首饰设计中被广泛引用。

 

 眼睛偶像的诞生

 

但更为诡异的是,眼睛并非只是日神的标志物,作为一种洞察和照耀一切的器官,它还要从日神那里分离出来,成为近乎独立的巫术器官,那就是“眼睛偶像”(Eye idols)。英国考古学家在挖掘两河流域北部(今叙利亚东北部)的布拉克遗址(Tell Brak)时,发现了极其古老的宫殿遗址(4000 B.C.),内部还套有一座皇家寺院,从中发掘出数千个各种形态的眼睛偶像(3700~3500 B.C.)。该寺院因而被称之为“眼寺”(Eye Temple)。

 

这些“眼睛”显然是用以实施巫术的重要法器。人们至今还不清楚这种巫术的具体含义,但它无疑是卓有成效的,鼓舞着来自各地的魔法师在此朝觐和学习,以致“眼寺”可能是一座眼睛巫术的训练基地,而数千个眼睛法器则充当了某种“教学用具”。这些形态各异的巫具,可能分别代表着功能不同的巫术。这场大规模培训的结果,是眼睛巫术的广泛兴盛,并对整个西亚宗教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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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索不达米亚的布拉克遗址中发现的部分“眼睛偶像”

 

由于眼睛偶像的面部结构类似蜻蜓,故有人将其称为“蜻蜓眼”(Dragonflyeye)。眼睛的具体形态,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是在8字形上以阴线刻出眉毛和眼眶,并在眼眶中央刻出圆形凹坑来代表瞳孔,而另一种更为抽象的图式,则是在一个圆锥体两边做出一对圆柱体,并在圆柱体上打前后对穿的圆孔来表示眼球,后者跟广汉青铜纵目面具上的圆柱形瞳孔颇有神似之处。更耐人寻味的是,其中一部分的石料,居然跟“中国玉”如出一辙,显示玉雕在古叙利亚有悠远的历史,跟中国最早的玉器文明聚集地——凌家滩遗址(约3600~3300 B.C.)大致相当。

 

20世纪30年代,德国法兰克福东方研究所的考古学家,在伊拉克阿斯玛尔(Tell-Asmar)地区,发现一座叫做“广场寺”(SquareTemple)的古庙遗址,在其地板下的一个小洞里,发现了12尊祈祷者的小型雕像:他们都微微仰脸,瞪大眼睛,双手紧紧交握,男女皆头发卷曲,穿着裙子,其中男性蓄有卷曲的长须,而女性则带着圆形软帽,似乎在向神灵发出热烈的祝祷。这组奇特的雕像、尤其是男性雕像的“甲亢式”的瞪视,成为4700年前最令人难忘的人类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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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玛尔的祭祀者的石膏像群,平均高度42厘米,美索不达米亚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750年至2500年,发掘于伊拉克迪亚拉地区。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及伦敦大英博物馆藏

 

 

在通常情况下,人类眼睛的表现形态,是上下眼眶是跟眼黑融合,仅露出左右两侧的眼白。但男性雕像的眼睛,眼黑部分的四周都是眼白(6),只有两种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形:要么天生眼黑过小,要么因愤怒而瞪大眼睛。但在所有对西亚人种的研究报告中,从未有人提到这种瞪目张眼的巫师群体;而另一方面,他们的整个肢体语言,显示其正在做虔诚的祈祷,而跟愤怒毫无关系。因此,对于这种“瞪视”,鉴于神的眼睛洞察一切,它至高无上的权柄的象征,我只能从巫术的角度切入,将其视为一种跟神灵交流的极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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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复《山水图》(立轴,绢本,设色,161.5×89.5cm,烟台市博物馆藏):通过对星相和云气状态的观察和辨认,可以推断王朝及人事的吉凶祸福   

“瞪视”的巫术

 

在与神的对视中,众巫的眼睛也变得大而明亮起来,世俗的眼睛,就此从神祇那里获取了类似的权力。“瞪视”即一种夸大的凝视,也就是要展示权能移交的过程。眼睛巫术似乎是一种静穆式的巫术,它无须声音的赞助,而跟人们此前所熟知的聒噪式巫术——祈祷、念咒、诵诗和歌舞,有着非常显著的差别。这种瞪视的独特仪式推动了神力的传递,将太阳神的宏大力量,移布到祭司、国王乃至贵族身上。他们是被神拣选的群体。与此同时,人们也已从商代甲骨文的“民”字中,看到被神抛弃的“贱民”的盲眼性。这刺瞎之眼,成为反面的寓言,展示出神对被弃者的蔑视——他们被剥夺了使用眼睛巫术的权力,由此丧失从神祇那里获取力量的管道。

 

从武丁年代开始,殷人就热衷于一种叫做“郊望”仪式,也即观看境内名山大川的动静(气象)并加以祭拜(7),这种手法被大量使用于战争进程之中,而且跟女巫、咒语、大铙和铜鼓一起使用(8),静穆式巫术(“看”)和聒噪式巫术(“喊”)发生了戏剧性的组合。在殷商之后,周人还启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张望事务”,那就是所谓的“观星”和“望氛”,也即通过对星相和云气状态的观察和辨认,来推断王朝及人事的吉凶祸福。据说周文王为此专门营造“灵台”来解决登高远望的问题,而此种风气,在春秋时期成为各诸侯国自我检视和彼此“偷窥”的基本手法(9),由此打开了占卜和预测的全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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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卡德第三王朝国王的头像(2000~2050 B.C.):这种瞪眼的独特仪式推动了神力的传递,将太阳神的宏大力量,移布到祭司、国王乃至贵族身上

正是这眼睛/瞪视巫术的出现,构成了一项重要的政治/宗教事务,它要伴随整个移民进程,而成为缅怀祖地老神、从中获取征服力量的源泉。同时,各种便于携带的小型眼睛巫器(小雕像和首饰)被发明出来,成为神的代用品,庇佑携带者的生命,鼓舞其迁徙、征战和寻找新的家园。

 

眼睛巫术的浪潮,此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路线。其一向上行走,以眼睛神学的名义,它成为支撑一种政治/宗教权力架构的基石。埃及人、巴比伦人、伊兰人、腓尼基人、迦太基人、波斯人和印度人,都是“广义眼睛民族”的成员。它们从“神的眼睛”里获取了永恒的力量及其宗教合法性。眼睛巫术甚至引发了古怪的数量竞赛,在佛教的历史记载中,释迦牟尼有五只眼睛,除了正常的双眼,祂还拥有智慧之眼、理解之眼和全知之眼(10)。在佛教造像里,眼睛有时还以“手”为衍生物,并在掌心上出现神圣之眼,而在此意义上的菩萨“千手”法相,显然就是“千眼”的重要隐喻。在中国世俗政治体系里,眼睛神学还是“古蜀国”的坚固轴心,只要再次重温“夏”和“蜀”的甲骨文/金文形态,人们就能确切地看出,夏与蜀都是典型的眼睛民族,并拥有一个共同的人类学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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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尼基时期(1300~1100 B.C.)在地中海沿岸流行的琉璃蜻蜓眼

 

全球美学和蜻蜓眼风尚

 

眼睛巫术的第二路线就是向下行走,构成迷人的眼睛美学,在时尚的层面上,传递关于辟邪、趋吉和寻求神祇庇佑的信息。它最初是人跟神交流的微型中介物,而后则趋向于对发达文明的想象,最终成为一种流行的公共美学趣味。从公元前4000~500年期间,对眼睛偶像的崇拜浪潮,在全球缓慢而持续地勃兴,成为广泛流行的饰物时尚。由于腓尼基人的强大的贸易能力,各种以玛瑙、等材料制作的眼形首饰,遍及西亚、北非、欧洲、中亚和东亚,成为重要的辟邪吉祥物,其中最著名的是蜻蜓眼琉璃珠子,它由西亚和埃及提供原型,随后在地中海沿岸、波斯和印度等地广泛流传,并于东周年代大量涌入中国,成为当时贵族狂热收藏和佩戴的首饰,其时尚风潮一直延续到西汉,它们是眼睛巫术拓展后的最大世俗成果。

 

这些洋溢着“波西米亚风格”的“眼珠子”,分别出现在河南固始县侯古堆春秋遗址、无锡鸿山春秋(越国)贵族墓、湖北战国曾侯乙墓(夫妻墓室中出土的蜻蜓眼琉璃珠,多达200颗,为所有墓葬之最)、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遗址、山东曲阜战国(鲁国)墓遗址、河南洛阳战国王陵(金村)遗址、湖北江陵望山安国战国一号墓、湖南衡阳公行山五号墓等地,它们看来跟广汉文明无关,而只是一些漂浮在历史表皮上的华丽尘土。但它们终究都是眼睛巫术的孓遗,折射着上古神灵眼瞳里的微弱余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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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土的东周时期(770~256 B.C.)的琉璃蜻蜓眼,大英博物馆藏

 

在五官意识形态的演化时间表上,眼睛神学只是某种中间形态。在它之前,是耳朵神学,它由吠陀诸经、摩奴法典和道德经所推崇,要求人展开热烈的谛听事务,以获取关于“大音”的信息;而在它之后则是口唇神学,它旨在把头部器官运动引向形而下的领域。口唇的意义并不限于获得言说的权力,而是倡导一种饕餮式的肉身生活,以超量和广谱的进食,去寻求日常生活的喜悦。这是由殷商帝国及其鼎锅文化所点燃的欲望,它持续地燃烧在东亚大地,成为长达三千年的历史传统。在主体性下降和信仰崩溃的当代中国,口唇崇拜彻底取代了精神性器官,带动庞大的餐饮业进入全盛时期。耳朵崇拜→眼睛崇拜→口唇崇拜,这是东亚五官崇拜的三部曲序列,它提供了脸上的文明转型标记。

 

但口唇崇拜违反了先秦神学的精神信念。据刘向《说苑·敬慎》记载,老聃的老师常枞生病,老聃前往探视。常枞张嘴给老聃看,并且问道:我的舌头还在吗?老子答:在呀。常枞又问:那么牙齿还在吗?老聃答说:没了。常枞于是再问,你现在明白了吗?老子答道:这舌头的存在,难道不是因为它的柔软,而牙齿的,难道不是因为它的坚硬吗?常枞满意地答道:是的,正是如此。但在上述对话中,老子仅仅解开了这个公案的一个局部小扣而已。常枞谜语隐含着另一种更为重要的意义,那就是舌头主持言说,所以它常在,而牙齿主持咀嚼和进食,所以它速朽。这则两千年前的秘密预言,宣告了饕餮者的精神死亡。在“耳朵神学→眼睛神学→口唇神学”的三部曲进程中,这是唯一而必然的结局。

 

 

 

1)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P44,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2)王红旗《三星堆人有望远镜吗》,文史杂志2002年第1期。

3)白川静《中国古代文化》,P50,台湾文津出版社,民国七十二年版。

4)《路史前纪》卷四:“蚕丛纵目,王瞿上”。

5)参见江章华、李明斌《古国寻踪——三星堆文明的起源和发展》,P84,巴蜀书社,2002

6)中国面相学如《麻衣神相》称其为“四白眼”。传统相学对长有此类眼睛者的道德评价甚低。

7)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P6,东方出版社,1996

8)白川静《中国古代文化》,P51-57,台湾文津出版社,民国七十二年版。

9)晁福林《先秦民俗史》,P219-228P492-49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10)参见摩诃那摩《大史》第三章:第一次结集,崔连仲等选译《古印度吠陀时代和列国时代史料选辑》,P102,商务印书馆,1998

 

本文节选自《华夏上古神系》一书

本文配图皆来自《华夏上古神系》

上传与管理: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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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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