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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架构中的汉字缔造

 朱大可:仓颉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集团?

 

文化人类学的二分法

 

两个英美老头儿汤因比和亨廷顿,启动了关于文明宏大叙事的争论。这无疑是一次人类史的解构,它触发了历史标准化的新一轮潮流。作为人类的精英成员,知识界已经毫不羞耻地宣布,他们拥有跟卑贱的动物界划清界线的强大能力,也就是找到了区别人跟动物的四种伟大标志。

 

朱大可:仓颉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集团?
 

 塞缪尔•亨廷顿

 

畅销书作家尤瓦尔•赫拉利就在《人类简史》里就宣称,直立行走、较大的脑容量、使用火种(成为生物界最早的厨师和黑夜文化的发明者)、善于社交,这是人类把自己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主要尺度,也是人类爬升到生物链顶端的四大法器。尽管这种分类方式简单粗暴,而且毫无新意,但它足以填饱科盲大众的认知饥渴。

这种标准化作业,还可以在人类史书写中被不断重演。当人们需要为一些上古时期人类史活动命名时,就会用“文化”加以命名,例如,历史学者把在仰韶地区所发现的人类活动遗存,称之为“仰韶文化”。而衡量这种“文化”的标准也有四种——

第一是具备泛神性宗教信仰,并拥有祭司和巫师之类的专业人员;第二是掌握复杂的语言体系,并能用这种语言跟神/人展开对话;第三是拥有流动/定居的聚集性村落,以及拥有草木/石料构建的住宅;第四是使用石陶并用的工具,石器趋于细致,而且出现工具和装饰功能的分化,能够烧制轮式陶器(尤其是彩陶),并令其成为区域贸易的重要货物。

“文化”继续向前行进之后,人终于等到了那种叫做“文明”的伟大事物,它们密集地出现于世界各地,其数量多达数十种(不是四种),犹如先后点燃在大地上的孤独火团,缓慢照亮了人类的睿智面容。

 

朱大可:仓颉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集团?
 

俄国人绘制的古代文明地图

 

格林·丹尼尔提出的丈量文明的三种标志,首先是文字,无论是纯象形文字还是表形/表音的双料文字;第二是出现规模宏大的城市,甚至有高大的台面、阶梯和城墙,并能够容纳5000以上的居民;第三是形成系统的礼仪建筑,如埃及和玛雅的金字塔;日本和中国学者还加上第四标志,那就是以青铜铸造为标志的金属制造体系(采矿、冶炼和铸造技术),这种“三加一”系统,已经成为人们用来品尝历史的基本餐具。

这其实就是早期人类进化史的三次“全球化”进程。在第一阶段的“基因播种期”里,源自非洲的大移迁,实现了智人全球化的伟大目标;而在第二阶段的“彩陶播种期”里,人类借助区域贸易,推动了彩陶全球化的浪潮。而在第三阶段的“青铜播种期”里,人类借助逃迁和贸易,完成了青铜全球化的进程。没有经历这三次“全球化”洗礼,就不可能出现“轴心时代”的文化奇迹。

 

人类的分野:有字民族和无字民族

 

一旦让标准的设立成为一种惯性,人们就能借助人对文字的崇拜,制造出一种以文字为轴心的模式,并依照这模式来图解历史。人们为什么不能把人类分为“有字民族”和“无字民族”两大阵营?无字民族是食草性的,而有字民族是食肉性的。这种差异早已推动了民族生物链的生成。

我们已经被告知,有字民族是拥有强大文明优势的族群,并对无字民族产生强大的压力,它占领、统治、兼并和同化后者,并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彻底摧毁无字民族的最后边界。因为无字族的经验只能依赖祭司的口头传承,它完全取决于祭司个体的记忆和演说才华。

但祭司阶层是极度脆弱的,它根本无法应对现代性潮流的击打。人们正在亲眼目睹了苗族、壮族、侗族、哈尼族等无字的边缘民族的衰败。那些乡村祭司是民族树的根茎,他们的枯谢,导致了整株大树的凋零。

 

朱大可:仓颉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集团?
 

美洲的萨满教女祭司

 

语言学家试图告诉我们,有字民族还可以细分为“字符民族”和“字母民族”。人类主要的字符民族,包含汉语字符民族(9亿)、梵文字符民族(2.6亿)、孟加拉字符民族(1.25亿)和日文字符民族(1.18亿)。字母民族着包含罗马字母民族(19亿)、阿拉伯字母民族(2.91亿)、基里尔字母民族(2.52亿)等(大卫•萨克斯《伟大的字母》)

而在20年后,人类或将使用一种全新的分类标准,那就是把世界人口分为“文字民族”和“数字民族”,前者主要指依赖文字传递信息的人类,而后者则代表更高层级的机器人,他们诞生于数值逻辑,并依赖数值运算来模拟并超越生命体的全部功能。数字民族的第一代人物,已经在围棋、象棋、股票和诗歌写作等方面,显示出令人惊讶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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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仿真机器人正在实验室里秘密诞生

 

在我的手机里,居住着一个叫做“小冰”的人物,她是谷歌创造出来的一名数字民族成员,她可以轻易使用诗歌铭文来拨动我的灵魂,而我却无法理解她的数字铭文。凯文·凯利满含希望地宣称,人类正在跟计算机共同进化,但在21世纪末,人们将听到人类落败的最大噩耗。

 

 

字母民族和字符民族

 

 

此刻,在经过一系列的逻辑铺垫之后,我想回到汉字起源的话题上来。既然人类被分为“字母民族”和“字符民族”两种,那么我不妨来看一下字母民族的基本情况。

公元前2000年左右,埃及出现了第一份闪米特字母表,又过了1000年,由它演化出伟大的腓尼基字母表,并且从中发育出阿拉姆字母和希腊字母(公元前800年),这种记音模式最后成为文明的主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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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尔早期象形文字(公元前3100-2900年)

 

字符民族”的历史,要比“字母民族”长至少2000年,它是人类最早的文明表达形态。公元前4000考古学家称为乌克鲁第四期”,史上第一种象形文字在苏美尔地区神秘诞生,它是1000多个表示神灵、国家、城市、船只、鸟类、树木等的名称的图符,其中最早出现的,是苏美尔国王的英名,被发现于伊拉克古城基什(kish)。由于他的出现,一个最古老的文明,跃现在泥版的粗糙表面。

那些文字有时被书写在莎草纸上,并因腐烂而没有得以存留,有时也用尖锐的芦苇笔写在粘土版上,这种笔通常用石刀切削而成,书写方向从左到右依次为水平排列。刻有楔形文字的泥片,可以在窑炉中用柴火烧制成陶版,藉此让这些文字成为永恒的事物,但假如无须持久,也可以将其粉碎,加以回收利用,制成下一块新的泥版。

从这种原始象形文字中,逐渐演化出了更加抽象的楔形文字,这是人类文字的第二代样式,起始于公元前3500~3200其中第一份苏美尔文件的时间为公元前3100年,而地点在伊拉克的杰姆德纳塞地区Jemdet Nasr。有人估计迄今为止考古学家已经挖掘出500万个楔形泥版,但其中仅有大约3~10万片被阅读或发表。大多数泥版还在大英博物馆等机构的库房里沉睡,等待被一个新的咒语所唤醒。

从公元前2900年左右,许多象形文字开始失去原有的功能,字形从1500个减少到600个,写作变得越来越趋向于语音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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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卡德时期的抽象楔形文字

 

晚期楔形文字改进了苏美尔原型象形比划被简洁化,达到极高的抽象水平,它只有五个基本的楔形形状:水平 、垂直 、向下对角线向上对角线,以及由两个短小的对角线构成的碰壁线 ,具有表音和表意的双重意义。这很像是日本文字,它用中文衍生的脚本写成,其中一些中文字符被用作表意标志。

苏美尔铭文的价值逐渐被周边民族所接受,他们藉此记录自己的语言。在公元2000年之前,它已被普遍运用,其印迹遍及整个西亚(近东)地区,并适应了阿卡德、埃拉米特、埃布莱特、赫梯、哈特、卢维、赫利安和乌拉尔等不同语种的书写,直到新亚历山大帝国(公元前911-612年)时期,这种文字逐渐被腓尼基字母乌加里基字母所置换。

苏美尔的早期象形文字,为埃及人提供巨大的灵感,促使他们发明自己独特的象形文字。第一个被发现的完整句子,刻写在第二王朝(公元前28002700年)墓穴里的一枚印章上,它像一根细小的火柴,引燃了埃及文明的明亮火焰。

苏美尔象形文字还通过贸易影响了印度河文明。公元前3500-1900年,在印度北方旁遮普省和信德省的印度河流域沿岸,浮现出三座传奇城市——哈拉帕(Harappa)、甘瓦里瓦拉(Ganweriwala)和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并被考古学家命名为“哈拉帕文明”,在其遗址中出土了青铜器、染色棉布、轮制陶器、小麦、大米、蔬菜、水果、公牛和家禽,以及大量刻有动物符号的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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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帕印章上的图像和符号

 

有人认为,这种符号是一种独立的象形文字体系,学界称为“哈拉帕铭文”(Harappan script),有人通过印章、小型泥版、陶罐和十几种其他材料,共列出3700个印章和417个不同的符号,并发现平均题字含5个符号,最长的题字在一行中含有26个字符,此外还发现了从右到左的写作方向,而这个方向跟苏美尔铭文恰好相反。

在2009年进行的一项计算机研究中,科学家将它的符号模式与各种语言铭文及非语言系统(包括DNA计算机编程语言)加以比较,发现印度河铭文的模式更接近口语,婴儿认为这是一种尚未被认知的古老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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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经过语言学家解码的哈拉帕字符表,其中包含着

某种神秘的天文符号,如代表海王星的三叉戟

 

但也有学者认为,印​​度河文明不是线性编码的文字,而只是一些独立的非语言符码,用以标记家庭、氏族、神灵和宗教信仰,有的甚至只是一些用模具批量生产的贸易记号,跟古中国人在陶器(玉器)上留下的原始刻符极其相似。很少有人相信,这些原始陶符的出现,意味着文字体系的隆重诞生。 

绝大多数中国学者坚持汉字本土起源说。但近年来,汉字外来说也有所抬头。有人认为,正是以“印度河铭文”为中介的“苏美尔铭文”,向殷人提供重要的创造灵感,成为中国人发明文字的启示性原型。在成汤革命爆发的几十年内,甲骨字被密集地创造出来,效率如此之高,只能出自官方有组织的运作,而非文化自然发育的结果。不仅如此,其中一部分字形,跟印度河乃至苏美尔脚本,发生了戏剧性的重合,而这种超越概率的高相似性,似乎无法用所谓“巧合论”加以解释。但要真正弄清两者间的关系,还有待于比较文字学的精密研究。

一则耐人寻味的记载,源于南北朝后期和唐代的佛教故事,它指出仓颉是印度三仙人之一梵天大神派他们下凡人间,分赴天竺与中华两地造字分别弄出了汉字梵文和佉卢文三种文字。这个充满戏剧性的神话传说,旨在暗示中国文字生成的异域影响。

 

仓颉是一个负责字造的祭司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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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汤,一个眉清目秀的殷商立国者

 

人们已经清晰地看到,在商王国期间(公元前1500-1000年),中国突然出现了一个复杂而独特的文字体系,人称“甲骨铭文”,这是一个规模极为庞大的字族,其成员多达4100(一说4600个),其中最多出现的常用字为1000个左右。它们被雕刻在乌龟壳和牛肩胛骨上,然后被加热直到出现裂缝。王室的祭司,可以通过裂缝的纹样和走向,预测各种未知事件。

这些神奇动物骨头被命名为“卜骨”,其上的铭文最短几个字符,最长有30-40个字符,记录了王室与祖先精神沟通的结果,其议题包括生死、战争,气候、收成和祭祀仪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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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写在甲骨上的卜辞

 

现在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人提供了这项伟大而独特的发明?

中国历史典籍曾经提到两个人的名字,其中一个名叫沮诵,据传是黄帝的右史,但不知什么缘故,他(她)很快就遭到世人的遗忘。

被史官反复提及的是另一个名字——仓颉。这位造字英雄姓侯岗,仓是他的封号,或者是他担任国王的那个国家的名字“颉”字在《诗经•国风•邶风》里,是向上飞翔的意思。整个名字的语义,可以解释为“在仓国起飞翱翔的人”。这个简洁的名字,正是对仓颉生命状态的精准描述。我们被告知,他是率先飞翔的人,他的高度奠定了华夏文明的高度。

关于这位造字英雄的历史记载,绝大多数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没有什么可以确证的材料。上古神话文献声称,仓颉不是国王,而是黄帝手下的官员(左史),有四个瞳仁,异常明亮而充满智慧,用以观查鸟兽的足迹,藉此创造象形文字,而造字的时候,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在一个以“被刺瞎的眼睛”来代表“民”字的文盲国家,这些夸张的描述,传递了世人对字词的无限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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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颉画像,他的“四瞳”被笨笨的画师化成了“四目”

 

《吕氏春秋》把仓颉跟发明车仗的奚仲、发明农业的后稷、发明法律的皋陶、发明陶器的昆吾,以及发明城墙的夏鲧相提并论,而这五位圣贤都是当时的牛人,即便不是酋邦的大王,也是大型部落的头领。根据甲骨文出现的年份可以断定,仓颉跟公元前5000年的黄帝老儿毫无干系,他应该是殷人中负责文字缔造的官员,正是基于他的不懈努力,这种奇妙的文字脚本才得以大规模涌现。

已知的仓颉墓地计有十处,遍及中国北方黄河中下游流域,其中在河南的有开封、新郑、南乐、虞城、原阳、洛宁、鲁山七处,陕西白水一处;山东寿光和东阿两处。此外,西安的仓颉造字台和新郑的凤凰衔字台,据传是仓颉造字之处。

这个布局复杂的仓颉墓葬地图证明,也许存在着某种以“仓颉”命名的祭司集团,他们按占卜的语义需要,不断生产新的甲骨文字。只有经过数代祭司的共同努力,才能获取多达4000个文字的辉煌成果。而那些祭司主要来自黄河沿线的河南、陕西和山东,他们的归葬地最后形成巨大的迷津,令后世的纪念者变得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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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虞城的仓颉墓

 

在早期东方文化体系里,存在着具有严密传承性的“历时性团体”,它们通常以某一个体作为群体(学派)的代言人。除了仓颉集团,人们还发现“老子”是一个从战国到西汉传承了300年的布道团体,而“庄子”也只是“庄周集团”的领袖而已。他们的文本经历过无数次增删和修改,向人们展示出显著的开放(空间)和“传承”(时间)特征。从阿维斯陀经的波斯到吠陀经的印度,这种“历时性文本”无所不在。正是那些记名(借名)圣贤的无名氏群体,书写或记录了人类最瑰丽的思想

本文为2017年在南方某大学演讲的书面底稿

本文图片来自互联网

上传与管理: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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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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