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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究竟是何方神圣

 
朱大可: 墨子究竟是何方神圣

在谈论“天”的本义方面,墨子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位先秦最神秘的哲人,其种族来源始终是人们争议的对象。在儒家司马迁的《史记》中,墨子居然没有独立“列传”,而是在《孟子荀卿列传》中被“顺便一提”,甚至压缩至23个字——“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孔子时,或曰在其后”。这种“草率”的“不确定叙事”,表达出司马迁对墨家的蔑视,它是儒家利用历史叙事权贬低墨家的明证。但顾颉刚透彻地指出,在战国年代,只有三家学派成鼎立之势,掌控着战国思想界的基本格局,那就是孔孟派、墨翟派和杨朱派。如果还要进一步追究,也许还应再加上一家,那就是老庄派。这四大派系互相论辩,又互相渗透,云蒸霞蔚,气象万千,令整个先秦的天空都变了颜色。

 

胡怀琛在《墨翟为印度人辨》《墨子学辨》等书里,指认墨子为印度人,其理由是“墨翟”是“貊狄”或“蛮狄”之音转,加上墨子肤色较黑,又力主兼爱和非攻,应为婆罗门教徒;卫聚贤则认为墨子是印度人或阿拉伯人;苏雪林则认为墨子是希伯来传教士。苏雪林发现,墨子的主张,跟希伯来教义有诸多相似之处。文献考辨的结果表明,后一看法似乎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入侵犹太王国,攻陷耶路撒冷,摧毁所罗门圣殿,将犹太国王约雅斤、贵族及居民掳至巴比伦尼亚,史称“巴比伦之囚”。此后,犹太人处于“大流散”状态,其族民开始向包括东亚在内的世界各地移迁,而圣地以外的犹太人组织也开始崭露头角公元前538年,波斯帝国居鲁士大帝摧毁巴比伦王国,允许犹太人重返故地,重建耶路撒冷圣殿(“第二圣殿”)和城墙,令城市恢复繁荣,成为波斯帝国犹太省的首府,但“大流散”的格局已无可挽回地形成。

 

墨子的生卒年代,据孙诒让推算,为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376年,远早于《新约》写作年代(公元1世纪—5世纪),而这正是波斯人对犹太人实施柔性统治的时期(536332 B.C.),墨子的先祖,可能就是“大流散”初期离开耶路撒冷的智者,属于人们暂时还无法知晓的派系,后者的存在,甚至早于已知最早的三大犹太教派——撒都该派、法利赛派和艾赛尼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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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商丘天主教堂

这些在大流散中向世界各地移迁的犹太人,其中的少数群体辗转列国而抵达东亚,成为晚期殷商帝国的臣民,继而又追随受周王室册封的微子启,被封为宋国贵族,住于宋城宋国在先秦的面目是特立独行的。周武王伐纣,商朝灭亡。武王分封诸侯时,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以奉其宗祀。武王死后,武庚叛乱,被周公平叛杀死,另封纣王的庶兄、当年曾降周的微子启于殷商旧都亳的原址,今称商丘,国号宋,以奉商朝的宗祀。宋襄公靠多元民族人才的赞助,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这无疑是一片奇异的母亲土地,以硕大饱满的胸怀,收容大批殷商移民,其中必有部分来自巴勒斯坦、波斯和印度的“海外移民”,由此形成民族多元和文化繁茂的格局,从中诞生了众多才华横溢的智者——墨翟、庄周和惠子,甚至还包括孔子的祖先。正是在这座先秦最温软仁厚的乐园里,浮现出墨翟的质朴身影。

 

清代儒家学者俞正燮首次发现,在墨学与宋国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逻辑关联。他宣称,“墨者,宋君臣之学也”,并援引《左传》公子目夷的评价称,宋襄公根本不懂战争的战术,兼爱与非攻,均非墨子的独立发明,而是“宋人之蔽”。《左传》记载称,襄公亡故之后,其部属华元和向戌都“以止兵为务”,也即拒绝打仗,而在战乱纷起的春秋时代,一个不会作战的和平主义国王,无异于政治自杀。直到墨子问世,才开始采用防御法来进行被动战争。俞正燮据此认为,“有是君,则有是臣”,墨子既为宋国贵族,就必定要遵循宋襄公的遗志,所以“墨学”无非就是“宋学”的一个剪影。

 

冯友兰秉承此说,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指出,宋国在东周时代,曾以出产所谓“愚人”著称,先秦诸子所说的愚人故事,如“拔苗助长”(孟子)、“守株待兔”(韩非子)等等,都旨在嘲弄宋人的信念与德行。冯友兰认为,墨子之道,“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太殷,以自苦为极,所谓其志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有宋人之风”。此说为墨子学说的宋国起源,作了深入的论证,而令墨翟思想的文化背景,变得更为明澈起来。

 

鉴于宋国是殷人的后裔,所以宋国的思想,必然要被追溯到殷商。但翻遍殷商的资料,在王风与民俗之间,都找不到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尚贤、尚同的丝毫影子,唯有“天志”,还有一缕殷人崇“帝”的踪迹,而“明鬼”之说,有人以宋襄公“用郑子于次睢之社”(《左传》僖公十九年)为例,斥责其以活人(郑子)为献祭(次睢之社)。但殉葬的恶俗,春秋时代各国皆有,早已相沿成习。《墨子·节葬》篇描述说:“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诗经·秦风·黄鸟》揭发秦穆公死时,秦国竟然以大量活人殉葬,诗中流露出的哀吊之情,令人难以忘怀。所以此俗绝非宋国独有。纵然殷商帝国也风行此俗,都不能成为周人推行人殉的托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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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拉比》伯伦朗画作

 

既然没有殷商文化作为背景,产生于宋国的这种不合时宜的“宋学”,就变得十分诡异起来。它似乎是一个极其孤立的存在,被悬置在东亚文化的上空,跟这片土地无法兼容,而成为世人嘲笑的“愚蠢”对象。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古怪情形呢?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以宋襄公为代表的宋国贵族阶层,受到了一个外来的“麻吉”(麻葛)群体的深刻影响,而这个群体可能就是一些“前拉比犹太教”(Pre-rabbinic Judaism)时代的传教士,墨子要么是他们的后代,要么曾经接受过他们的教诲和熏陶,最终成为这个自我固守的小群体中的杰出成员。

 

墨子崇尚神明而反对空洞的祭礼,崇尚大爱而反对小爱,崇尚正义而反对邪恶,崇尚节俭反对奢靡,崇尚劳作而反对音乐,崇尚变革奋进而反对安于天命,崇尚真理而反对儒家,崇尚和平而反对战争,这些精神和行为特征,都跟犹太教极为相似,而跟本土诸派大相径庭。

 

在整个东亚诸子中,只有墨子组织了纪律严明的教团,并且诸事亲力亲为,周身散发出清教徒的浓烈气息,这种教团结构并非源于东亚文化土壤,而是出自犹太人在“大流散”中自我保护的需求。这种纪律严明的清教主义教团的特征,在此后的法利赛派那里得到了充分发育。

墨翟之姓,上古音为【mlg-raag】,而针对“墨”姓,顾颉刚曾作过详尽考据,认为“墨”与肤色无关,而是“墨台”(音“怡”)的缩语,史书上有时也记为“墨夷氏”或“目夷氏”但无论是“墨”还是“墨夷”或“目夷”,都只是波斯祆教祭司“麻葛”(Magi,亦称麻吉Maji)的上古汉语转音而已。

 

“麻葛”一词,源于波斯语,为波斯祭司的称谓,于公元前700年起在西亚、南亚和东亚广泛流行,成为各门宗教的先知、祭司、使徒、传教士和智者的泛称。墨子之名“翟”(“rag”)的发音,则更接近犹太精神导师拉比“Rabbi”的词根“Rab”。“麻葛”(墨)加上“拉格”(翟),无非是一种同语反复现象,两词之间互相阐释,犹如一对彼此缠绕的蛇体,以强调其“祭司/导师”的隆重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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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者教团的首领称为“钜子”,对其成员具有决定生死的权威。墨子本人即首任钜子,《说文》解释“钜”是“大刚”(大而刚)的意思,或为“巨大”之义,而犹太教圣典导师“拉比”(Rabbi)的词根“Rab”,刚好也是“巨大”的意思。毫无疑问,“钜子”一词就是“拉比”的汉语意译。这个语言学细节构成了重要证据,足以揭示这个古怪姓氏的外部来源。

 

墨子曾称鲁国的国君为“主君”《墨子·鲁问》:鲁君谓子墨子曰:“吾恐齐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圣王禹、汤、文、武,百里之诸侯也,说忠行义,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雠怨行暴,失天下。吾愿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爱利百姓,厚为皮币,卑辞令,亟遍礼四邻诸侯,驱国而以事齐,患可救也。非此,顾无可为者。”,这个典故曾经造成诸多历史误解,以为墨子的身份是鲁君的家臣,而这完全不符合墨子作为独立思想家和教团领袖的身份。这种敬称,其实源于犹太人的历史传统。下属称呼君王,多为“我主我君”(My lord the King),将其直译成汉语,就是“主君”,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更妥帖的译法吗?

 

据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称,墨子及其教团成员的身份,“盖出于清庙之守”,就字面而言,就是“清庙”的守护者。“清庙”二字,始见于诗经《周颂》,诗中如此赞颂道:“啊庄严清静、没有偶像的神庙,主持的祭司多么庄重显耀!济济一堂的众多官吏,都秉承着文王的德操;为了报答和颂扬上帝,敏捷地在庙中奔忙操劳。上帝的大德实在显赫美好,永远不会被人们忘掉!”。诗中“对越在天”一句,指的就是上帝,而“清庙”一说,指的是那种没有偶像、静默质朴的道场,所以《左传》的注释者贾逵称,“肃然清静,谓之清庙。”艺文志说墨子“出于清庙之守”,这些阐释无疑都揭示了他(们)的宗教来历。中国本土神庙,均以造像立神为俗,蔚成风气,而只有希伯来教坚斥偶像,反对奢靡浮华的建庙风格,由此跟本土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墨教的精神原型,已经不言而喻。

本文图片皆来自互联网

本文节选自《华夏上古神系》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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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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