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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性偶像的三种标本

朱大可:中国男性偶像的三种标本

 

上海电视业2006年出现了文化复兴的伟大迹象。《加油!好男儿》节目收视率一度飙升至3.8,大幅领先于湖南“超女”。媒体就此发出了大惊小怪的叫喊:北方阳刚男全军覆没,“娘娘腔”顺利晋级!尽管《南都周刊》对此发出辛辣的嘲笑,但以上海为中心的娘娘腔美学,再次成为年度时尚中心,已是势不可挡的潮流。

 

某些媒体评论的误区在于,把这种大众美学趣味,跟李宇春式的中性化超女相提并论,认为中国新出了什么重大的时尚趋势。这完全是个天真的误判。中国美男的标准亘古不变,娘娘腔的男人,始终是其中的主流。从F4、张国荣,毛宁、解小东、林志颖、谢霆锋到古巨基,所有这些走红的娱乐明星,娘娘腔程度深浅不一,却都是生长在这个轴心上的事物。

 

只消查一下古代典籍就不难发现,标准的中国古典男性偶像只有一种类型,那就是潘安和贾宝玉式的秀男,面若傅粉,唇红齿白,玉树临风,俨然情色话语的主宰。他们的影像,浮现在包括《三言两拍》、《聊斋志异》和《红楼梦》之类的文本里,成为女人渴慕的永久偶像,统治中国长达数千年之久,散发出经久不息的脂粉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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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男儿”在上海的涌现,并非是件咄咄怪事。江南历来就是秀男的最大摇篮。从牛郎董永、梁山伯到许仙,各种秀男偶像层出不穷,为中国民间和宫廷文化,提供了最重要的美学资源。这就是文化地理学的逻辑后果。在一个阴柔、缠绵和水波荡漾的区域,土地、空气(气候)、流水、磁场和秀美的风景,这些特有的地理元素,汇聚成滋养秀男的温床。

 

地理人类学甚至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某种特定的地理构造,可以决定男女荷尔蒙的产量。江南无疑是雌性荷尔蒙丰收的地点。这是一种何等诡异的力量,数千年矢志不移,营造着汉人的性别美学,不仅把女人打造成美人,也把男人塑造成优雅秀丽的演员。许多年来,上海孜孜不倦地建造高楼和混凝土阳具,但它的文化本性,却没有得到丝毫更改。

 

基于区域文化地理学的强大支持,秀男在中国娱乐圈的旦角地位从未受到动摇。倒是酷男的形象,虽有受宠的时刻,却始终只是小妾式的配角,扶正的契机,似乎遥遥无期。

 

 朱大可:中国男性偶像的三种标本


 

 

荆轲、关羽、秦琼和武松,这些民间英雄气壮如牛,活在说书人、宋元话本、社戏和城市戏曲里,演绎着永垂不朽的传说。他们用拳头和刀剑书写历史,跟暴力美学密切相关,却与情色美学相距遥远,恰恰相反,他们是情色生涯的天敌。打虎英雄武松是这方面的样本,他杀死秀男西门庆,成为脍炙人口的道德英雄。这种胜利的假象鼓舞过无数壮汉,也迷惑了文化研究者的视线。

 

不幸的是,酷男虽能在拳脚上击败秀男,但在情场上却是弱势群体。基于秀男是女人钟情的主要对象,她们的消费趣味,便决定了中国男性偶像的特点。因此,中国女人而非江南地理,才是主宰秀男偶像流行的“幕后黑手”。这就是女性消费趣味向我们揭示的真理。“好男儿”提供了这方面的最新证据:那些评委或是娱乐女人,或是秀男分子本身,她(他)们亮出的分数,为大众美学指引了秀丽靡软的方向。

 

秀男和酷男的博弈,是中国流行文化的重要议题。流行歌坛曾经出现过刘欢和刀郎式的硬汉风格,但刘欢始终没有成为主流,而刀郎的生命也只有两年之久。在中国的舞台上,北方阳刚气质只能昙花一现,犹如一声粗犷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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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流氓文化全面兴盛,一种新的男性偶像——痞男,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涌现。赵本山、周星驰和葛优和雪村持续走俏,形成男性偶像的“第三种道路”。他们看起来既不秀美,也不犷悍,他们出演的角色,大多贪嗔、油滑、狡黠、说谎、搞笑、工于心计,饱含市侩气和流氓气而不失人情味。他们的面容、表情和行为方式,无疑更接近生活的本相。这很像是《西游记》所寓示的那种情景:人们在面容秀美的和尚和性情酷烈的猴子之外,发现了痞子猪的康庄大道。

 

我们已经看到,秀男、酷男和痞男,汇成20世纪末娱乐消费的潮流,而这三种男性风格的互动和杂交,却成了21世纪大众文化趣味的最新动向。就《好男儿》节目而言,它向我们提供的,不再是古典意义上的秀男,而是它的某种升级版本,也即跟痞男或芙蓉姐姐杂交后的变种。那些受宠的选手,拥有传统秀男的娘娘腔外形,却比秀男更加痞气、厚颜、擅长搞笑和自我推销。他们的街痞式表演,就是对新时代文化本质所作的最佳诠释。(本文写于2006年)

本文图片皆来自互联网

上传与管理: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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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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