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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毕生在向自由致敬——谨以此文纪念王小波去世20周年

​​朱大可:王小波毕生在向自由致敬——谨以此文纪念王小波去世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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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写作后耗费近二十年时间,成为一部反转的身体叙事的杰作。流氓王二和破鞋陈清扬的“不伦之恋”,是文革时代的必然产物。道德专制统治下的国度,所有跟“性”相关的事物,必然要以“贱”的面容出现。这是文革“黄金时代”的基本法则。于是人们看到,在那个被语词照亮的文学舞台,一对“贱人”(破鞋 流氓)在被迫表演他们的“贱爱”(毫无尊严的性爱),这原本是一场不可饶恕的罪恶,但却表述为坦率而恶毒的细节,不倦地爬行在王二的讲述之中,传递被严重压抑的集体欲望。它们原本是人性的正常部分,却因压抑而变得畸形可笑起来。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作家试图借用存在主义和荒诞意识,以描述中国式的荒谬现实。高行健、莫言、徐晓鹤等都做过此类实验,但王小波似乎是其中做得最酷的一位。中国现实为作家提供了超越“加缪式荒谬”的最高荒谬景观,它无与伦比,雄踞天下,令一切西式荒谬相形见绌。王小波的荒谬叙事,采用黑色幽默风格,却又如此切近我们的深层记忆,指涉了许多读者的私人经验。这种来自底层的经验辐射,就是小波文字的力量所在。

《似水柔情》延续了《黄金时代》的“贱爱”母题,描述警察小史和作家阿兰的同性恋故事(据此改编的电影《东宫西宫》,因无法展示其语言魅力而变得寡淡无味)。一个习惯于扮演施虐角色的警察,在一夜审问同性恋受虐癖阿兰之后,自己竟然也变成同性恋者,这是一种奇怪的性向逆转,其间的复杂寓意,远远溢出“同志小说”的既定框架。

《黄金时代》和《似水柔情》是小波写得最出色的两部小说,通过两种性虐恋(SM)来寓言整个社会形态的基本风格。文革就像是一场政治虐恋,是一群施虐癖向另一群“受虐癖”的施暴。但问题的实质却在于,受虐的不是受虐癖,而是大批正常人格,因此,文革所推动的不是虐恋而是暴政。在我看来,这是国家政治悲剧的真相,也是藏匿于小说中的终极语义。

在小波的身体叙事内部,深藏着一种“反动的欲望”——用身体实施反抗。王二的生殖器是一面高高竖起的旗杆,蔑视正襟危坐的文革主流文化,向他们发出戏谑性的挑战。小波自己解释说,只有在非性化的时代,性才会成为生活主题,正如只有在饥饿年代,吃才会成为生活主题。小波试图借助此类身体叙事,推动“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这是一种含蓄的人本主义自白,它要指控那个摧毁正常人性的时代,并找回爱和性的尊严。

原广州美院学生郑敏,曾于2006年做过王小波裸像,描述“一个在半夜里从床上坐起来的中年人,他或许刚从他那无边际的梦里面醒来”(郑敏语),双手两条腿叉开坐在地上,两手无力前置于两腿之间,并露出柔软的生殖器。基于家属和部分网民的不满,该座题为“黄金时代”的雕塑,被迫从 “上海国际雕塑艺术大展”(2007)中撤除,由此酿成当年的重大新闻事件。但作者郑敏坚称,这个作品才是对王小波最真实坦白的致敬。策展人孙振华也确信,该雕像里小波的表情“痛切、无奈、甚至绝望,体现了他对当代社会的观照。”

我们可以看到,“广美裸像风波”揭示出中国社会在身体叙事方面的认知分裂。在今天身体已经泛滥成灾的时刻,这种八十年代的反省式叙事,极易被人拿来跟当下恶俗的流行趣味相提并论。这是时间叠加所产生的文化错觉。如果对此没有清醒的认知,读者就只能在误读的道路上愈行愈远。

朱大可:王小波毕生在向自由致敬——谨以此文纪念王小波去世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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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无疑是王小波的首席遗产,而杂文或随笔是他的副产品,犹如一个用絮语编织的花环,衬托着小说的轴心地位。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中获得许多话语启示。随笔集《沉默的大多数》的书写年代,大致为1993-1997之间,正值市场勃兴和文化衰败的岁月。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被强行打断,沦为一场半吊子的“烂尾工程”。人类普遍价值作为“常识”,已经被攻击、偷换和篡改,变得面目全非。

正是这场历史剧变,逼迫小波成为思想麦田的守望者,以知识分子精神——独立、理性、和科学的立场,把置身于价值迷津中的公众,带回到“常识”的可靠边界。王小波说,“知识分子最怕生活在不理智的时代”,不仅如此,小波还痛切地意识到,“知识分子的长处在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或者没有意思,不如死掉。”(《知识分子的不幸》)。相比小说犀利而富有张力的先锋气质,小波的议论更显温和从容。他娓娓道来,以理性和劝导那些尚待开智的学生。他要以身作则地做出说理的榜样。

王小波的最大幸运,在于他活在公共知识分子尚未被污名化的年头。小波认为,很多人批评中国人总是沉默不语,而他自己的亲历经验表明,说话比沉默更加可怕,这是因为,“有时候我们是被逼听很多话,也被逼说很多话”。但小波始所未料的是,在他谢世之后,全球互联网时代迅速降临。中国网民并非像文革那样被逼表态,而是踊跃自主发言,在数码广场上发出最大声的叫喊。这不仅意味着言说权利的普遍分享,也意味着话语暴力的大面积滋生。部分网民没有来得及掌握人类普遍价值ABC,也尚未学会理性对待不同意见,便只能被威权所操控,盲目说话,甚至用秽语来问候他人及其家属。于是,当“沉默的大多数”都开始大声说话时,王小波的日子,就会变得无限艰难,因为他的身体写作,必然要面对大批道德民兵的围剿,而他的知识分子立场,也一定会成为民粹主义的攻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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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小波的那里,自由是一种坚固的信念,缠绕于身体的每个部位,最终在头颅的灵魂深处,形成无法摧毁的封印。人们已经发现,这自由的封印,张贴在小波的所有作品之中。顺便说一下,本文的完整标题应该是:他毕生在以“贱爱”向自由致敬。在那个额头上贴满“贱”字的年代,作家笔下的人物,试图在黑暗寻求性爱和思想的尊严和自由,进而捍卫这种自由,让身体和灵魂都获得解放。

“解放”和“自由”,应当是一组互相依存的对称性概念,而吊诡的事实在于,近百年以来,中国人一直在高喊“解放”的口号,却从未获取真正的自由。小波敏锐地洞察了这点,并试图用隐喻的方式向我们说出真相。在小说《大学四年级》里,出现了一些被所谓“市场原则”建构的黑色建筑。它们是卡夫卡式的城堡,管理者用铁链去维系房东与房客的关系,所有人都沉迷于这种SM式的“契约关系”,但其间的法西斯式的暴政气息,仍然令人不寒而栗。在走向自由大道之前,小波让读者预习了法西斯监狱的黑暗场景。问题在于,这所监狱是狱卒和囚犯共同打造的,而囚犯表达出的斯德哥尔摩情结,就是支撑这种管理者暴政的心灵基石。

本套小波全集再版的2016年,恰逢“文革”爆发五十周年。在《思维的乐趣》一文中,王小波提到自己“文革”插队时的荒谬场景——人们早晚背诵领袖思想,除此之外脑子空空如也,由此导致生活的无限苦闷。小波据此指出,人不能只求道德正确,更需要思维自由。如果在做好人和当自由思维者之间做选择,他宁可选择后者。这跟陈寅恪先生留下的箴言不谋而合——“秉独立之精神,持自由之思想”。对于中国读者而言,真正做到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尚需几代人的努力,而小波作为先驱者,从90年代向世人挥手,发出经久不息的召唤。

我要在此为“当当”重版王小波全集的努力而鼓掌,它让读者有一次跟小波再次相逢的契机。当年的“王小波门下走狗”,如今都已步入中年,时过境迁之后,更年轻的“九零后”和“零零后”,很难前赴后继,成为狂热的新一代“门下走狗”。在一个信念分崩离析的语境中,继承小波文学遗产的最佳方式,就是学会做他灵魂上的契友,也就是成为自由而理性的“特立独行者”,而非仅仅驻留在“裤裆”的层级。我确信,这才是王小波理想的最佳实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2015圣诞致辞中说:“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蜡烛”;就小波的读者而言,与其跪拜先驱,不如跟他同行,为爱、尊严、理性和自由而勇敢地生活。是为序。(本文为当当出版《王小波全集》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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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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