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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访谈:中国社会的零度诚信

朱大可访谈:中国社会的零度诚信



朱大可访谈:
中国社会的零度诚信

记者:作为一名普通消费者,您对商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放心么?您相信商品广告么?调查显示,年轻人对广告的信任程度更高,您怎么看?


朱大可:当然不放心。我们已经丧失了对本土商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基本信任。国际大品牌的广告,相对具有较好的信誉度。但本土产品广告,还是有不少令人疑虑之处。最恶劣的是那些冗长的深夜电视购物广告,它们几乎成了公共诈骗的代名词。年轻一代更信任的往往是洗头水之类的广告,它们主要是外资或合资企业,投放广告的历史有的长达二十多年,恰好伴随了年轻一代的成长历史。如果他们连这个都不信任,那么他们就要被迫面对一个“被骗的童年”。


记者:提到食品安全,我们也会注意到这样情况,在2009年,很多企业或个人把自己塑造成日日夜夜眷念人民身体健康的天使、人民利益的代言人,最后的结果却是集体沦陷,这是不是意味着一种道德和商业、和人生是可以分裂的?


朱大可:商业伦理的崩溃,是国民整体道德体系瓦解的结果。没有任何领域可以幸免。在一个零度道德的社会,人们只能依靠谎言来维系问题产品的公共形象。这不是价值分裂,而是用公共谎言来遮蔽产品有毒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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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被调查者中,“防范陌生人”几乎成了通识。您平时相信陌生人么?陌生人之间为什么会如此疏离和防范?


朱大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从信仰危机、信念危机到信任危机的三个波段。这是一条可悲的历史下滑线。人与人之间发生猜疑和防范,是社会信任危机达到高峰值时的症状,它显示了社会伦理的全面瓦解。


记者:您在澳大利亚呆了8年,对澳洲那边的诚信状况印象如何?在西方国家,陌生人之间似乎更容易亲近,也有人将之归结于基督教民主、平等、博爱等精神的扎根,您怎么看待东西方的这种差异?


朱大可:西方社会也有人际关系疏离的问题,但那可能更接近社会学范畴,跟道德没有直接关联。西方社会诚信制度的维系,一方面依赖于基督教义的力量,另一方面还要依赖于对人类普遍价值的认同,而这两方面我们都不具备。中国人自有的传统儒家价值观,当然也能部分地用于现代伦理建构,但就连这些老古董,经过文革和反道德的市场化运动,现在都已荡然无存。国学试图对此加以修复,但是已经为时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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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这次调查中,人们的信任程度依照亲疏关系出现差别,家人、亲戚朋友、同学等是社会信任的第一可靠对象,排在最后的是媒体工作者和政府官员。对前者,有人认为这是儒家中按血缘关系组成的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秩序,对后者,有人将之解读成人们对社会公正和正义缺失的不满。您怎么解读这个排序?


朱大可:这个排序的内在逻辑,当然跟华夏文明的人治传统有关,但同时也表达出对公权力的质疑。大量事例已经表明,公权力没有扮演公民庇护者的角色,相反,它正在被到处滥用,肆意扩张,构成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严重侵犯。我想这应该就是民众怀疑、抵触和抗拒思潮的主要源头。


记者:最近《小康》杂志举行的调查中,“小姐”的信任度在政府官员之上。在政界精英、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同时遭遇信任危机的同时,小姐、农民、学生等相对处于底层社会的群体信用度最高。您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


朱大可:“小姐”作为“性工作者”,自然要遵循地下行业的游戏规则,但民众在问卷中对小姐所表达出的“信任”,与其说是一种职业评价,不如说是一种修辞性的嘲讽,用以表达对“上流社会”的鄙视。尽管社会精英占有各种稀缺资源,但只有一种稀缺资源掌握在底层民众手里,那就是道德资源。这真是一场历史性的讽刺。“上流社会”的形象正在变得丑陋可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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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房地产机构和城管为什么形象最差?


朱大可:这当然是因为这两类机构跟民众利益的正面冲突最吸引眼球。房地产商的暴利(背后则是地方政府的暴利),直接威胁民众的经济安全,而城管的暴力,则直接威胁民众的生计安全。


记者:厚黑学和权谋文化流行,您称之为“流氓意识形态”,您怎么看待这种权谋文化的盛行?


朱大可:这是数千年的历史传统。在跟基本道德的对抗过程中,这种厚黑学的权谋,缓慢地渗透到儒家伦理中,逐渐被国家伦理体系所接纳。在帝国的晚期,它甚至成为社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厚黑和权谋,都已经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风景。


记者: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斗争文化和相互的不信任有何土壤?那种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严酷的斗争关系您经历过么?


朱大可:文革应该是一个罕见的高潮。家人之间、亲戚、朋友、同事之间,为了自身的政治安全,都互相检举揭发。它彻底击破了血亲信任的历史传统。我记得我们家的亲友之间突然间都不来往了。路上相遇也装作不认识的样子,因为谁也不知道对方的政治面目,生怕受到牵累。这当然不是一个孤例。只要社会出现严重病灶,这种信任危机就会不断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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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作为50年代生人,您经历的各个年代都留给您什么样的大致印象?我记得您在某个采访中提过,80年代给您的印象是平和,而80年代也被很多人怀念,认为那是个文化和价值复苏的年代,是这样么?从90年代起,整个社会的道德指数和诚信状况是否就走上了一路堕落的的轨迹?很多人简单地把它归罪于市场经济,归罪于个人的逐利本性,您认为呢?


朱大可: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是杀死诚信的凶手。改善了中国民众生活质量的消费市场,同样需要良好的商业伦理的支撑。诚信之死的原因,在于人类普遍价值的沦丧。我们在放弃平等、自由、独立和民主信念的同时,也放弃了个人尊严、诚实和教养的道德底线。也就是放弃了作为一个完整健康的人格的自我塑造,转而成为追逐实利的低级经济动物。我们不幸拥有世界上最大数量的拜物教徒。


记者:您是从事文化批评的,在您看来,现在的批评家们现在是否都能坚持自己的立场,说真话,保持良知和水准?


朱大可:坚持这种立场的确很难。一方面要保持独立性,一方面还要正确地说话,也就是坚守普遍价值的底线。批评家能做到其中一项就已经很不错了。在利益交换的平台上,良知的重量轻如鸿毛,它随时可以被一场交易的小风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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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诚信体系的崩溃,在中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全民造假,甚至文艺界抄袭的行为现在都习以为常了。诚信的常识、尊敬规则的常识、是非曲直的常识,这些基本秩序在中国完全遭到了破坏,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底线失守的情况,到底是哪边出了问题?


朱大可:基于厚黑、权谋和利益被尊重的原因,诚信只能在其中扮演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在许多人眼里,被曝光和失去诚信,不是人格破产的标志,而只是一次权谋方面的过失,也就是“不聪明”和“玩得不够高明”的结果。这种用谋略代替道德的做法,加剧了中国社会的伦理危机。


记者:作为一名高校老师,您认为现在的教育有利于学生和青年道德上的进化么?


朱大可:当然不能。应试教育制度颠倒了考试手段和教育最终目标的关系,制造了结构性的恶弊。从行政官员、教师、学生到家长,所有人的努力都建立在冲刺考试分数线上,为此可以不择任何手段,作弊、抄袭、贿赂,都变得合乎情理起来。在这样的环境里,任何培养健康人格的努力都只能是杯水车薪。


记者:在您看来,这个社会怎样才能实现价值重建,从扭曲走向正常?


朱大可:我没有什么救世良方。文化学者的作用是微小的,而作为一名普通的教师,我甚至不能改变周围学生的现状。根本解决伦理危机的希望,在于政治家的社会改革,只有他们能够切入制度的根基,从那里完成历史的飞跃。



本文为2009年末《新民周刊》的访谈。


本文图片皆为波兰艺术家 Zdzisław Beksiński 作品

上传与管理: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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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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