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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哭泣者的两张脸



朱大可:哭泣者的两张脸

​哭泣者的两张脸


朱大可



友邦先帝谢世之后,该国的全体民众捶胸顿足,嚎啕大哭。这些镜头引发全球观众的莫名惊诧。但中国人在1976年那年,上演过完全相同的催情大戏,可惜当时没有强大的国际电视传播体系。据不可靠的历史记载,中国人的政治眼泪,足以流成黄河、长江与京杭运河。



善哭虽然是亚洲民族的共性,却在东北亚达到了巅峰状态。朝鲜半岛最擅长表达悲情,哭泣成为最重要的情感文化表征。这种风俗通过儒教、萨满教和现代专制主义,在民间广泛扩散,成为一种奇异的景观。朝鲜人推崇公共哭泣,并将其捆绑在国家、民族和意识形态的火热战车上。我们已经发现,该国历史上曾出现爱国志士哭泣与自杀的大量例证;而在君主驾崩之际,人民更须按旧礼而号啕大哭。大多数国家会借播放哀乐来代替悲哭,但朝鲜人拒绝这种电子哭泣,他们要以地动山摇的号哭,亲自表达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忠诚,由此形成席卷整个国家的哭泣竞赛。



但就哭泣地理学而言,善哭者的疆域,并非仅限于朝鲜半岛,而是遍及整个通古斯语族及其周边地区,包括中国东北三省、内蒙东部、东西伯利亚乃至山东省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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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子•汤问》早就揭示过春秋时代齐鲁地区哭风的缠绵。当年有个名叫韩娥的女人,只身来到齐国,因为没有口粮,在雍门一带卖唱乞粮,歌声动人,以致其人走后,还能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以致四周居民都误以为她尚未离去。此后韩娥经过一个旅店,受到当地人的欺辱,韩娥为此放声哀哭,引得整个村庄的老少都流泪悲哭,三天无法进食。当地人被迫无奈,追上韩娥,低声下气地将其邀回,求她解除哭泣的魔咒。韩娥于是放声欢歌,引得全村老少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忘掉了刚才的悲伤。当地人于是支付重金把她送走,酬谢她所带回的欢乐。从此齐国人变得擅长“歌哭”起来,究其根源,都是当年韩娥的遗风。



这种哀怨动人的“歌哭”,音乐学上叫做“旋律性哭泣”,它应该就是音乐的源头,现在仍常见于非洲和伊朗,有时也能从中国乡村的殡葬仪式上听到。――“啊呀我的妈呀……”,她们通常以这样的台词,启动冗长的哭泣程序,其哭腔的音阶,通常在三度到五度间起伏,构成了某种可以辨认的旋律,其间还伴有回肠荡气的说词(东北朝鲜族称之为“车轱辘话”),痛陈对于死者的无限悲情。许多村镇都有职业哭丧者,都是以旋律性哭泣为基本风格。她们都是女人,有着优良的嗓子和饱满的泪腺,擅长以哭声煽情和制造气氛,她们的悲恸表情甚至骗过了路人,以为她们才是死者最正宗的亲人。



公元前550年,春秋时代的超级大国齐国,派兵攻打卫国和晋国,撤军时又顺手牵羊打了一下临近的小国莒国,不料竟损兵折将,两位大夫杞梁和华周都相继战死。他们的妻子在路上迎接运回的尸体,放声大哭,哀声震天,一时成为齐国人议论的中心话题。这是分别记录在《左传》和《礼记》里的一则战争花絮。谁也没有料到,这段简短的记载,日后会在东亚历史上产生经久不息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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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道德家刘向在《列女传•贞顺传》里,对杞梁之妻的哭泣,作了进一步描述,说她头枕丈夫的尸体,在杞城的城墙(注意,不是秦始皇的长城)下放声痛哭,过路人无不感动热泪盈眶。哭了十来天之后,竟然把墙给哭塌了。随后,她又跑到淄水边投河自尽,了结了自己的美丽生命。自杀,这是女人对命运所能做出的最高抗争。



尽管从前汉到魏晋南北朝期间,人们对杞梁之妻有各种添油加醋的描述,但对整个孟姜女故事作革命性改写的,当推唐代笔记小说《同贤记》,它对先秦的版本作了重大修改:时间由春秋变成秦朝,地点从齐国搬到燕山长城脚下,杞梁的身份由贵族变成苦役犯(唐以后的传奇还把杞梁的名字改成万喜良),而死因也由前线战死变成遭人打死。



就在唐代以及其后的五代十国期间,有关孟姜女的传说,开始在民间迅猛传播,成为战乱年代人们聊以自慰的武器,但其主题却由原先的后院私恋或家庭美德,转向对暴君和极权体制的抨击。唐代高僧贯休就曾在诗里写道,秦朝横征暴敛,昏暗无道,令举国都到了枯竭的程度,竟还要修筑长城抵挡北边胡人的攻击,堆土长达一万里,这才引发了杞梁妻子的哀哭。这种诗意化的书写,是把家庭悲剧归结于政治黑暗的开端。从此,孟姜女成了指认秦王朝罪行的有力证人。长城是暴政的可怖符号,而孟姜女则成了反抗的象征。在独自奔赴工地、用痛哭摧毁长城、以鲜血辨认骨殖的巫术等方面,孟姜女都曾显示出非凡的勇气与才能,她注定要成为民众世代相颂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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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经过亚细亚专制历史的改造,政治哭泣的本性开始发生剧烈分化。暴政不仅能滋养孟姜女式的眼泪战士,还会催生大数量的政治婴儿。这种生物的人格特征,就是热爱受虐与哭泣。在这种严厉的语境下,哭泣是最感人的表情话语,它不仅用于传递忠诚,而且还要藉此重申亲密的政治依附关系,向统治者祈求宽恩典、庇佑和照料。哭泣是一种永恒的权力游戏,而水晶棺材和民众则是最古怪的棋子,它们最终要被导入集体效忠的神圣仪式。


在这种情形中迸发出来的公共眼泪,其真实性是令人生疑的。它跟私人眼泪的最大差异,就是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表演的属性。尽管如此,它在政治生活中仍然是卓有成效的。公开的政治哭泣,能够表达臣服并祈求宽恕,同时也是自我掩饰和保护的武器。没有这种融入集体的哭泣,就会成为一个危险的罪人。眼泪是极权管理下最重要的面具。


利用微观图像学的方式,分析最高领袖逝世时的恸哭场面,就会发现,许多人衣衫单薄,在寒风中簌簌发抖,展开戏剧性的干嚎。他们的表演惊天动地,脸上充满悲痛的表情,却没有一滴眼泪。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要么是因为表演才能有限,要么是由于泪腺萎缩,而后者往往是严重营养不良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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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诗人奥维德如是说:哭是解脱,哭泣带走忧伤。另一位诗人塞涅卡说,眼泪可以解放灵魂。生物学家达尔文认为,眼泪是眼睛的冷却系统。现代医学则宣称,眼泪可以释放焦虑和和负面情绪。在《一九八四》式的场景中,所有这些定义都需要仔细地改写,因为嚎哭的语义,已经变得更加意味深长。



在昔日中国以及今日友邦的举国恸哭中,我们看到了“哭泣疗法”的重大意义。在一个被限定的时空里,人民获得某种契机,去彻底表达被长期压抑在最深处的悲苦,仿佛是在喜极而泣。这是民族流泪的愉悦,他们要用嚎哭去谱写一种我们难以理喻的狂欢。在上古神话中,眼泪跟繁殖与新生有关,这是毋庸置疑的。威严的统治者走了,宣告了伟大历史转机的降临。哭泣者中的一部分是真正的政治婴儿,而另一些则拥有两张截然不同的脸。在那些模糊难辨的泣语背后,是不可告人的秘密心声,它不仅指涉米饭和肉汤,更隐含对自由和尊严的渴望。



本文写于2011年12月金正日亡故之后

本文图片皆来自互联网

上传与管理: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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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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