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朱大可 > 朱大可访谈:中国是奇观超级大国(上)

朱大可访谈:中国是奇观超级大国(上)

朱大可访谈:中国是奇观超级大国(上)
 

朱大可访谈:

中国是奇观超级大国(上)

【小编导读】

福柯曾经在《什么是启蒙?》中说过,要将关于自身的批判看成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气质,一种哲学生活”,而这种批判又包含着对启蒙的信念以及我们对于自由的永在的渴望。 批判几乎构成了人类得以生存的根本,它表达着人类的理性、智识、反思与拒绝,拒绝混沌的生而无活以及整个人类史曾出现的压迫和威权。

无论是新文化运动,还是八十年代那热烈而反常的思潮,其内部都若隐若现着这样一种精神。虽然这两次启蒙都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夭折,而在如今这样一个话语沉闷的年代,似乎连一种批判的氛围都已然消失,在沉闷之中,是否依然有着鲁迅精神的继承者,而这种理性而自律的声音,当精神被留存时,时代自能自证。(采访者:搜狐孔孔)

启蒙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天性

搜狐文化:您最近其实关注点更多在中国文化史,从早期的《流氓的盛宴》到最近《华夏上古神系》,感觉都是以一个非常大的视野在重新审视中国文化溯流,就您这种书写是否也有一种启蒙的含义在里面呢,让人们重新去认识中国文化的演变,以历史的眼光进行一个大的批判?

朱大可:启蒙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天性。启蒙者的主体首先必须是高度个人化的,也就是说,你是一个在思想上完全自由和独立的个体,但同时你也是最人类的,你必须以人类共同价值作为思考的基本底线。

所谓人类价值,对我来讲还是一个学术方法的问题,也就是说,你要以一个全球视界去看所有中国问题,只有这样你才看清楚它的真实面貌。如果你只是一个民族和地域的自我定位,在中国疆域的圈子里研究中国问题,就永远看不清事物的本性。而这恰恰就是迄今为止所有中国近现代学术的最大弊端。

搜狐文化:有些人就说全球化他会使文化丧失独特性。

朱大可:你只有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才能对你的研究对象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且你还要不断采用不同的分析工具,除了使用显微镜,你还需要在更宏大的生态空间里做物种学比较,你可能还需要使用解剖刀、基因检测或者其他手段,只有这样你才能发现研究对象的本质。许多人崇拜显微镜,相信从镜中获得的镜像,却不知道“管中窥豹”只是所有观察方式中的一种。

搜狐文化:其实如果一味的那样去保守就反而会让文化变脆弱。

朱大可:学人很自卑,拒绝去看外部世界,以为一头扎进钻进国学堆里就有了文化安全感。国学首先是文化鸵鸟的学术沙堆,其次才是焦虑的中产者的心灵鸡汤。我希望有一种更为开放的“中国学”,能够在全球视野和人类价值的框架里,重新审视我们的历史传统,并且给文化空虚的民众,提供真正有效的思想指南。

搜狐文化:您如何理解文革结束?

朱大可:我们实际上一直处于后文革时期。邓小平没有对文革做一个根本性清算,由此留下了后遗症。80年代,这个后遗症还没到今天这么严重的程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要为文革支付的利息在不断地滚雪球,今天已经到了要为它付出高昂代价的时候。

朱大可访谈:中国是奇观超级大国(上)
 

《诗人之死》、《人啊,人》,戴厚英著

搜狐文化:您刚刚提到80年代,其实80年代有一个和新文化运动相似的启蒙思潮,但最终夭折了,包括新文化运动的主张也并未在中国扎根下来,这种反复的夭折,对于整个中国近代史到现在有着怎样的影响?

朱大可:历史上有几次这样的夭折。

第一次是“新文化运动”,但“新文化运动”随后就受到了“五四运动”的影响,这是两个不同的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是向西方学习,所谓“科学”、“民主”这两个词就是来自西方的,但是很快在“五四运动”中,另一种排外的声音,马上就消解了“新文化运动”的这种努力,所以可以看做是一次夭折,起码也是挫折。然后是抗战和国内战争,战争终止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三次发生在49年以后,它由一系列政治运动组成,像反胡适、反胡风、反右之类,而文革是它的顶点。第四次发生在 80年代的启蒙时期,它刚刚开始,就被打断。

这种多次反复的打断,就像是社会疗愈过程,每进行到一半就中断了,结果会加剧这个病症的恶化。对中国的社会进步而言,这是极为不利的状况。它已经在历史上做出了四次不良记录,制造了某种“习惯性夭折”。我想这可能就是我们的沉重教训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为什么80年代会成为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首先是,文革在政治上被终止了,文革的主要发动者在组织、政治上都被清算了,但并没有完成思想文化的清算,在意识形态领域,当时形成了两个很大的对抗力量,思想上的改革者,最突出的代表是周扬。有趣的是,他过去是一条典型的棍子,从延安开始,打了很多人,让很多人蒙受苦难,包括胡风和丁玲在内。虽然他只是一个执行者而已。但在文革中他被关了九年,这期间他开始反思和忏悔,发现自己过去所做的都错的,所以他会在文革后的第四次文代会上,向所有的受害人流泪道歉。这种场面是非常罕见的。

作为一个加害者,周扬能向受害者公开道歉,这种个人勇气和忏悔深度是值得赞扬的,尽管也有极少数人,像丁玲,拒绝了他的道歉,但无论如何,他是党内知识分子拥有自我更新力量的代表,这种力量能够使当时的党出现一种亮色。但很可惜,周扬很快就遭到同志们的围剿,他熬过了文革,却没有熬过1986年底那场“反对自由化”的斗争。那么周扬为什么被批判呢?主要是因为他重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核心不是阶级斗争理论,而是人道主义思想。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新发现。他的依据是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但是,马克思关注人性、人的权利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这一理论,在这场大批判中再次被遮蔽。我们继续被引向意识形态误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刚刚被发现,就被彻底废弃了,直到今天,他们都没有给马克思和周扬平反。

人道主义思潮中有些作家,比如说著名的剧作家白桦、写过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比如戴厚英,写过《诗人之死》和《人啊,人》,比如巴金,写过《忏悔录》,他们都是重要的忏悔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戴厚英,她扮演过激进的红卫兵角色,是那种典型的加害者。最后她自己和自己所爱的诗人闻捷,都一同变成了受害者,正是这种戏剧性转变促成了她的觉醒。我觉得这是80年代最重要的精神遗产,很可惜他们数量稀少,只是凤毛麟角而已。当然,我们也看到,今天有些当年红卫兵出来为他们在文革早期的行为道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事情,但这也仅限于个别人。中国文化传统没有忏悔和道歉的基因,尽管孔子说“吾日三省于吾身”,但这只是说说而已。为什么孔子这么要求呢?就是因为他看到了中国人缺乏这种反思传统。

所以,为什么说启蒙运动是半吊子运动呢,那是因为,最重要的东西没有被确立起来。首先是没有追上人类的共同价值,结果被世界甩得很远。第二,由于没有人类价值观作为衡量工具,反思和忏悔就变得可疑起来。它很可能是无效的,或者是方向走偏的。

朱大可访谈:中国是奇观超级大国(上)


 

互联网时代,启蒙是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双轨制

搜狐文化:现在学界又有人提出了“新启蒙”或者说“再启蒙”,但在如今这样一个消费主义时代,已经没有那种公共空间或者氛围,让知识分子像新文化运动或者说80年代那样,去重新开启一个启蒙。您怎么看待这种声音?

朱大可:我觉得启蒙就像空气,实际上是无处不在的,互联网正在提供一种新的启蒙方式。过去的启蒙,是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单向启蒙,而互联网制造了一种新的状况,那就是知识分子和民众在共同启蒙,甚至互相启蒙,这种双向和多重的启蒙,是启蒙运动的2.0版。一个新闻事件,你们可以看那么多的场景推测文章,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很多都是民众自己在做分析,而这种分析本身就是一次细小的启蒙,谁都无法阻止。互联网是启蒙的最大战地。

你实际上是无法管控他们这种互相启蒙的能力,这个能力在迅速生长,几年以前民众还没有升级到这种程度,现在这么多好文章,都写得很有趣,他们试图告诉我们,警权和人权、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它们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启蒙正是在这些微观事件逐渐实现的。知识分子在里面所扮演的角色跟过去完全不同,他参与到民众的自我启蒙当中,他不再是唯一的启蒙者,有时甚至他也在被启蒙的路上。当然,优秀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还是重要的,因为他可能看得更深更远,也更有说服力。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实际上一种双轨制,我认为,知识分子启蒙和民众自我启蒙,正在共同推动中国人的认知进步。

搜狐文化:五四时期和八十年代其实都是精英文化的繁盛期,知识和知识分子都被尊重,但现在却出现了“知识分子污名化”,甚至于在知识分子和民众,尤其是网民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的敌对关系。这是不是和知识分子内部的构成有关?

朱大可:这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有关部门蓄意污名化,这个引导是从他们那里开始的,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本身也出了问题。知识分子不像过去那么完美了,他们过去被遮蔽的瑕疵,因互联网而被传播并放大了,这是一个祛魅的现代性过程,我对此并不感到担忧。我所忧虑是一部分知识者被权力或是资本所收买,说出各种违反“常识”的言论去误导民众,这会引发人们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所以我刚才讲知识分子启蒙力量不像过去那么强大了,但好在民众有了自我启蒙的能力,我觉这是一个有力的补偿。

朱大可访谈:中国是奇观超级大国(上)

搜狐文化:那您认为这种判断能力的进步的由来是什么?

朱大可:互联网的本质就是让资讯获得传播。中国是互联网超级大国,删除永远跟不上发表的速度,管制的用工和成本现在已经不堪重负。这是政府面对的最大挑战。除非你把这个互联网关掉。但它制造了巨大的利润空间,所以政府也无法舍弃。这是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心情。互联网的存在,为真相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持。传播是启动民智的最好方法,因为人们不管怎么样最基本的智力还在那里,是真是假是对是错,通过反复的比较,总是会找到一个相对正确的说法或想法,那就是民智,通过几次几十次之后,民众就学会如何去判断一个被官方界定的事件的真相。

搜狐文化:很多东西在中国都会偏离它本该被讨论的轨道,而变成一种道德批判,您认为其实官方引导还是中国社会本身就有这样一个痼疾呢?

朱大可:有人在利用民众的这种道德洁癖,这是很正常的。一些人热衷于扮演道德民兵的角色。这个博弈会长期进行下去,但是你可以发现,聪明人的声音会越来越多,而那种被利用的声音,比较愚蠢的声音会越来越弱,这是一个基本趋势,以前这种情况几乎一面倒,肯定是铺天盖地的道德谴责。但是你看这次不一样,人们纷纷出来要澄清一点,嫖娼是嫖娼,被打死是被打死,这是两个事情,千万不要把它混在一起,以前做不到一点,就是一年以前都做不到这点,我觉得就短短一年里边,民众的政治智力已经有了令人惊讶的变化。

朱大可访谈:中国是奇观超级大国(上)


 

鲁迅在90后一代已经失宠

搜狐文化:今年也是鲁迅逝世八十周年,前几年的教科书讨论,有人认为鲁迅的革命性和批判性以及不适用与当代了,特别是他后期的一些更加冷酷的那种批判方式,所以要弱化他的影响,您认为,时至今日,我们依旧应该思考鲁迅吗?如果是的话,又该如何让鲁迅在当代产生影响?

朱大可:我曾经把把鲁迅分成两种鲁迅,一个是北平鲁迅,一个是上海鲁迅。现在我还是坚持这个立场。

北平时期的鲁迅,写作《狂人日记》、《阿Q正传》、《呐喊》、《故事新编》之类的小说等,还包括《野草》这样的散文。这是鲁迅的重大贡献,他使现代文学在新文化运动以后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

朱大可访谈:中国是奇观超级大国(上)
 

上海时期的鲁迅

上海时期的鲁迅,相对来说他的原创性下降了,首先是没有写出小说和散文来,虽然传说当中他曾经打算写一部长篇,最后也没见到他动手。上海鲁迅的主要文体是杂文,而杂文的主要方式就是批判。对上海鲁迅还要做一些细分,其中一部分是针对中国的国民性,针对中国社会政治写出的反抗性文本,这部分仍然是鲁迅精神的伟大呈现,而且对国民性的批判,也是北平鲁迅的一种延续。但还有一小部分是情绪化的人身攻击,我觉得这部分要舍弃掉。这是鲁迅的弱点,不能把这个弱点当作鲁迅的旗子高高举起。一定要对这两个部分的上海鲁迅再做一次甄别。那种宣称鲁迅是“完美的战士”的人,是在利用和捧杀鲁迅。

搜狐文化:鲁迅后期的个人仇恨性的批判,和文革后来的那种非友即敌式话语,有什么内在的思想继承吗?

朱大可:在上海时期,那种显而易见的憎恨,弥漫在杂文里,这些憎恨有些是公共的,是“为民而恨”,属于大爱的一部分,而有些是非常私人的,是可以打个问号的。一般而言,当恨没有跟爱融解在一起的时候,这种憎恨就会出问题。而被割裂的憎恨,更是容易被人利用。文革初期,鲁迅再一次变成重要的话语武器。鲁迅的语言被大量用在大字报和批斗大会上,成为戕害他人的暴力工具。他的憎恨被片面放大了,成为一种普遍的憎恨情结,这是鲁迅的悲哀,他根本无法预见到自己的话语未来。

搜狐文化:鲁迅其实一生没有归过什么具体的派别或者主义,他始终有的只是一种内在的批判精神吧。

朱大可:我最喜欢他的就是这一点。坦率地讲,我们都是鲁迅这一派的人。我在对鲁迅做这样那样的分析时,其实也是在对自己做分析,因为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多少都会受鲁迅的影响,跟他的人格有相似之处。我们要继承的不只是他的憎恨遗产,而是独立、自由的批判精神。鲁迅不跟人结盟,保持自己的独立立场。他的脊梁始终是笔直的。这种批判精神,恰恰应该作为面对“问题中国”的基本立场,而被现在青年一代所汲取。但我们可能是鲁迅的最后一代粉丝了。在90后那里,他似乎已经失宠。这是很不正常的。在一个问题成堆、需要千万个鲁迅的年代,鲁迅却在离我们远去。这是中国的另一种悲哀。(未完待续)

本文原发搜狐文化

本文题图为方力钧绘画

本文配图皆来自互联网

上传与管理:杰夫

————————————————————————

《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朱大可访谈:中国是奇观超级大国(上)

欢迎各位网友订阅《文化先锋》,搜索微信公众号iwenhuaxianfeng,或扫描如下二维码即可。

朱大可访谈:中国是奇观超级大国(上)
 

 
推荐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