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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 (上)

朱大可演讲: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 (上)

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 (上)

朱大可

中国文化现在正面临着一系列的严峻问题,去年前年很多学者都在提文化复兴的问题。出发点很好,但我没有那么乐观,我用的词是“复苏”。复苏而已。复兴之路太远,因为我们今天没有获得文化复兴的基本条件,比如,大批文艺复兴式的天才、自由原创的环境、内在超越的精神信念、民间商人对艺术家的支撑,如此等等。但是局部的复苏却是有可能的。我今天的主要话题,一是看今天的文化到底走到了什么地步?二是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三是我们如何来完成文化复苏的使命。

文化在文明构造中的意义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尺度是产值,直到这几年才开始发现GDP不是最重要的,最要紧的是软实力,也就是文化的代名词。而文化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的核心其实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并且从我们的床、我们的餐桌和我们的阅读方式开始。

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强调GDP的弊端,我在这里不想多讲,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例证就是文化沙漠——新加坡。

新加坡一直被认为是华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杆,但是跟台湾相比,它就是一个文化沙漠。这些年来,新加坡都在说一个谎言,自称是“儒家国家”,其实新加坡根本不允许华夏文明存在,它长期排斥华语,社会中上层人才都由英语学校提供,而从华语学校毕业的那些人、也就是“华校生”,在新加坡是永无出头之日的,他们只能是最底层的、地位卑微的蓝领。华校生的反抗遭到了严厉的镇压,他们的领袖被捕入狱,有的流亡异国他乡。这种文化专制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李光耀突然发现,利用“儒家社会”这个概念,可以重新打造国家形象,并跟中国政府及其市场套个近乎。这时他开始宣称新加坡是儒家文化国家。

但我们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一方面,英语占主导地位,但却是最肤浅表层的英语文化,基督教的核心精神根本没有扎根,另一方面,华语和华夏文化遭到打压,这种双重的肤浅化,导致新加坡的文学、电影、电视、戏剧都呈现为沙漠形态。新加坡华文作协主席写出来的东西,甚至还不如我们大学中文系培养的学生。这和台湾真有天壤之别。新加坡确实有过很强的经济实力,一度号称“亚洲四小龙”之一。但它的后续发展已经面临问题,新加坡的实力正在衰退,这是因为它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动力。近年来它在中国大陆到处招募文化人才,试图改变这种沙漠化状况,但为时可能已经太晚。任何人文种籽的生长,都需要漫长的时间。

衡量“软实力”还有一个检验标准,就是民族创新创意能力。创造力实际上是民族实力的轴心,但是我们的创造力在严重衰退,我们是全球最大的山寨版国家,绝大多数产品依靠复制、模仿和抄袭,因为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最低。当然,日本和韩国都经历过这种模仿期。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甚至号召本国女人跟西方男人做爱,生下混血儿来改造民族基因。你们看,克隆和复制到了肉体的深度。但是他们很快就转向了创新。日本现在是全球科技创新力最强的国家,发明专利远远超过美国,垄断了整个高科技创新领域,而且文化创意力也很亮眼。毫无疑问,什么时候中国成为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的大国,那么中国就成了真正伟大的国家。

去年微软企图通过黑屏来解决中国用户的盗版问题,很多人愤怒声讨,我也很不愉快,因为大家都用盗版软件惯了,但是回过来理性地想一想,这其实是在逼着我们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就因为过于依赖模仿和剽窃,我们的创造力才会日益萎缩。感谢微软,现在我们终于有了创新的历史契机。

朱大可演讲: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 (上)

中国文化的弊端

在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要看到它的弊端,如果不看到弊端,连那些垃圾都要一起继承的话,那么我们的文化复苏,就会出现严重的偏差。这里我只想列举四个弊端来加以说明。

第一弊端,是帝国专制制度对奴性的培育,以致独立人格无法确立。我们今天的体制,总是习惯于把成人当作儿童、而将儿童当作成人,由此塑造着“开裆裤人格”。穿文化开裆裤的时间过长,导致儿童人格发育不全,缺乏自制力,以致在网络上随地大小便,制造了大量秽语暴力。但是早在80年代,启蒙运动试图改变这种历史现状,当时以周扬和王元化等人提出“人和人性的全面发展”的重大命题。他们研究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就是人道主义,而人道主义的核心,则是每一个人的“人性”、“主体性”(也就是独立人格)和“人性的全面发展”。可惜这场启蒙运动中途夭折,导致今天的社会人格和核心价值,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第二个是儒家教义对终极信仰的制止。它把所有人的关系限定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放弃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也放弃了人和神的关系,放弃了内在的超越和终极关怀。儒家现实主义也不需要想象,“子不语乱力怪神”,拒绝言说神话和童话,以致中国上古的起源神话荡然无存。一个民族没有自己开创性的神话以及对未来的想象,这个民族就迅速老化,大步走向了世故与厚黑。

第三是流氓传统对核心价值的瓦解。流氓是中国文化的非常重要的特色,这个流氓不是我们讲的那个司法定义的流氓,我讲的流氓是中性的,是人在身份丧失之后的那种状态。如今机场书店里卖的那些畅销书,大多是教你如何厚黑地生活,教你怎么利用阴谋和权术去战胜对方,这些都是流氓主义的教科书。这种强大的流氓意识形态,支配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第四是形象思维对科学理性的拒斥。形象思维很重要,但它和科学理性不能对立起来,但是中国人是把它们对立起来了,由于这种排斥,长期以来我们的科学思维和理性精神得不到发育,始终处于低幼状态。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本土受教育的学者很少拿到诺贝尔科技奖的原因。而社会理性的发育不良,也导致公共平台倾斜,无法建立良性循环的对话形态。

朱大可演讲: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 (上) 

汉文化传统的三次颠覆和复苏


我们讲的中国文化,通常在狭义地指称汉文化。汉文化传统的第一次颠覆,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当然,这一次实际上比较有限,它的毁坏性被历史学家夸大了,当时其实也就坑了460多个儒生而已。而且所谓儒生主要是术士,炼长生不老丹药和春药的,跟儒家没什么关系。始皇帝自幼身体有残障,尤其渴望永生,但仙丹吃了没用,一怒之下,就把他们全活埋了。秦始皇没有烧科技书,烧的主要是文艺和历史书,自然也包括当时盛行的创世纪神话。所以汉朝出现了《山海经》,大家都很震惊,其实它不过就是拼凑起来的环球地理与民族神话的碎片而已。汉是个伟大的时代,做了大量的文献收集、整理和阐释工作,先秦文明开始逐渐复苏。

第二次是元代的异族大围剿和明代的文化复苏。宋代之后,中国文化已经达到了高潮,尤其是器物文明,而且全球贸易也非常发达。但到了元代,尽管版图和贸易还在不断扩张,但是汉文化却严重凋敝,仅以文学为例,它只能以大众文学的样式,苟活在酒肆和戏栏里,就像我们今天的歌厅。明代知识分子在宋明理学的支持下,跟严厉的专制政府展开了艰苦的抗争,同时也学会了隐忍和退让,一直退隐到江南去建立家园,从而发展出诗意的江南园林,这对中国文化的复苏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江南园林是包罗万象的活生生的文化堡垒,从器物、日常生活方式和艺术形态,全面复苏和推进了中国文化体系。

第三次是20世纪以来的文化大围剿和当下文化复苏运动。这场文化围剿以“文革”为高潮。“文革”中被毁弃的器物之多,秦始皇跟它比起来,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圆明园是被西方入侵者焚毁的,但文革究竟烧了多少个圆明园呢?我们每个中国人家里,都有一座小小的圆明园,都在那时被付之一炬了。还有,人的爱、尊严、自由、教养、艺术、语言方式,所有这些东西都荡然无存,这是精神的圆明园啊。人和人之间,只剩下严酷的斗争关系。我记得,那时我们和亲戚朋友都不敢来往,整天躲在家里,拉着窗帘,因为每天都可能被抄家和揪斗。那种如履薄冰的恐惧感,是你们今天所无法想象的。就在文革结束的那一刻,我们突然发现,我们面对的,是一座历史上庞大的绝无仅有的废墟,这才重新开始艰苦地修复。但这场修复运动,又伴随着新的毁损。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我们在恢复高考制度,重新印刷出版在文革中被焚毁的图书,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总是以现代化和消费主义的名义,摧毁着旧建筑和传统道德,摧毁器物文明和伦理文明。

这种摧毁首先体现在个人自由和独立人格的缺失上。应试教育在其间起了强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所谓应试教育制度,就是所有的教育,都以考试为最高目标。当然考试的确非常重要,但它只是用来衡量教育质量的一种手段而已,现在这个被颠倒了,教育手段成了目标,而教育目标则异化成了手段。这种本末倒置成了当下教育体制的最大弊端。学生只要记住老师设定的标准答案就够了,而调查、研究、思辨、反思、质疑、批判,全部都被省略了,而这些恰恰就是人本主义精神中最重要的东西。片面、简单、被动的接受,大面积地塑造着奴性和功利主义,迫使学生逐步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第二是公平与民主,因为权力垄断和资源垄断,这些东西也都丧失了。第三是社会正义,对严重的社会不公现象,大家的反应越来越冷漠。到了装聋作哑的程度。第四是漠视公共道德,把损害他人利益作为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前提。

这些普适价值的危机,还导致了另一个结果——源于儒释道的三大本土核心价值遭到毁弃。儒家精神强调人的教养和礼仪,“礼”是儒家里和“仁”并列的概念,而我们却越是粗鄙、越是无礼越好。这种粗鄙美学上升为我们的国家美学。与自然的和谐是道家的基本价值观,而我们一直把破坏生态赞美成“人定胜天”,直到今天还有所谓的“科学院院士”在胡诌这种反科学理论。整个华夏民族都置身于破坏生态的严重后果中。第三,以善为本,这是佛家的精神,结果却变成以阶级斗争为美,与人斗其乐无穷。于是,人们不仅摧毁了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摧毁了民族自身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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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若干危机

鉴于这样的背景,我们不得不面对中国文化的多重危机。首先是身体文化的过度膨胀。身体和灵魂的解放是应该对应的。过去对身体太压抑,后来却走向反面,变成放纵过度和娱乐过度,而心灵和精神领域却在急剧萎缩。其二是道德体系的崩溃,典型的例子就是全民造假,从食品到艺术都在造假。其中假唱是最典型的艺术造假,却能在中国横行20多年,也算是一种文化奇迹吧。第三是审美感知体系的退化。现在交响乐早没人听了,要听的都是流行歌曲,加上Mp3的这种扁平的二维声音,取代了浑厚的多层次的声音织体,由此导致艺术知觉的退化。这是艺术感知力全面下降的象征。

文学也是如此,对于作品的好坏失去了判断的尺度,所以读者很容易被忽悠,几个媒体一顿猛炒,就能把一堆垃圾炒成杰作。各种电影大片云集,但没有提供必要的文化享受,恰恰相反,每一次都成为一场视觉灾难。这两年稍微好一些,大片有所进步,前两年我们看《英雄》、《十年埋伏》,都是受罪的感觉,到了看《无极》的时候,差不多就该陷入昏迷了。新拍的《梅兰芳》继续在胡编个人史,掩饰历史真相。但奇怪的是,这些大片居然还能制造出票房奇迹。要不是文化出了问题,又怎么解释这种荒谬的现象?

第四是教育体系的扭曲。这点我不再多说了。第五是知识体系的混乱。很多记忆被蓄意制造了空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伤记忆,文革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创伤记忆。一个健康的民族不应该回避历史的沧桑,恰恰相反,应该借助反思来获得民族生长的动力,这种记忆和反思是自我进化的重要财富。但是现在它被抽空了,成为历史的盲点。总的来讲,我们的整个文化智力曲线在急剧下降,而这跟记忆空白化、知识谎言化有很大关系。

这种情况导致了第六个危机——思想和信仰的瓦解。“文革”后我们突然陷入了信仰危机,北岛的诗歌明确喊出了“我不相信”的口号,到80年代,信仰危机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恶化成了信念危机。到21世纪,事态还在继续恶化,在信仰和信念都丧失了之后,出现了更低层和更深刻的信任危机。每天早上我端起那杯牛奶时都会想一下:它值得我信任吗?它是不是有毒呢?有的作家甚至提出了左手不信任右手的命题。人的各个肢体或器官之间,人和物之间、人和人之间,都出现了普遍的信任危机。这难道不是一种严重的社会病态吗?


 

注:未完待续。本文为岭南大讲堂公众论坛上的演讲,根据录音整理,发表时有所删改。原载2009年3月15日《南方都市报》

本文题图为:《虢国夫人游春图》局部

上传与管理: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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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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