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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孟姜女用眼泪拆了帝国的墙角

朱大可:孟姜女用眼泪拆了帝国的墙角

孟姜女用眼泪拆了帝国的墙角

朱大可

档案解密:孟姜女的古老前生


公元前550年,春秋时代的超级大国齐国,派兵攻打卫国和晋国,撤军时又顺手牵羊打了一下临近的小国莒国,不料竟损兵折将,两位大夫杞梁和华周都相继战死。他们的妻子在路上迎接运回的尸体,放声大哭,哀声震天,一时成为齐国人议论的中心话题。这是分别记录在《春秋左传》和《礼记》里的一个战争花絮。谁也没有料到,这段简短的记载,日后会在历史上产生经久不息的回响。


汉代的道德家刘向在《列女传卷之四·贞顺传》里,对杞梁之妻的哭泣,作了进一步描述,说她头枕丈夫的尸体,在杞城的城墙(注意,不是秦始皇的长城)下放声痛哭,过路人无不感动热泪盈眶。哭了十来天之后,竟然把墙给哭塌了。随后,她又跑到淄水边投河自尽,了结了自己的美丽生命。自杀,这是女人对命运所能做出的最高的抗争。


刘向把她的事迹放在“贞顺”一栏里,用以表彰她的贞操和节烈,由此打开了对这位烈女的追思之凤,但另一位哭泣者华周之妻,则遭到了刻意的忽略。其中的原委,我们不得而知。


尽管从前汉到魏晋南北朝期间,人们对杞梁之妻有着各种添油加醋的描述,但对整个孟姜女故事作革命性改写的,当推唐代的笔记小说。《同贤记》记载说,秦始皇时代北修长城,杞梁为避劳役而逃亡,误入了一个叫做孟超的乡绅的后园,爬到树上躲避追兵。当时孟超的女儿蒙仲姿小姐正在水池里裸身沐浴,仰头发现了仓皇逃命的杞梁,就问他是谁,又为什么躲到了这里。杞梁说自已是燕国人氏,被强迫服役,修造长城,因为不堪劳苦,从工地上逃走。


少女蒙仲姿眼望着这个蓬头垢面的青年,突然表示要成为他的妻子。杞梁大吃一惊说:娘子出生在有身份的人家,又深藏于后院,冰清玉洁,高贵美丽,怎能成为我这种苦役犯的妻子。蒙仲姿解释道,女人的身体是不能给第二个男人看见的,她恳请杞梁接受她这份意外的礼物。杞梁最终惊喜交加地答应了她的求婚。蒙仲姿随后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父亲,得到家长的允许后,两人便拜堂成亲,欢天喜地的结成了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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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人民热爱怨妇孟姜女


唐代的小说《同贤记》记载说,就在享受了短暂的新婚蜜月之后,杞梁再度返回工地,决计好好干活,以便早日服完劳役后回家团聚,不料却遭到监工的凶残报复,他先是把杞梁活活打死,继而将尸体筑进了墙体。妻子蒙仲姿不知这场变故,派家里的佣人前往工地去替换丈夫。噩耗传来之后,她眼含热泪地奔赴燕山,对着城墙悲愤号啕,竟然哭塌了城墙。从废墟里露出无数死人的白骨。蒙仲姿泪眼四顾,不知哪些属于自己的夫君,便以发针刺破指尖滴血在白骨上,暗自祈祷说,要是杞梁的骨头,我的血应该可以渗入。她这样做了之后,果然从乱骨堆里找出了属于丈夫的骨殖。蒙仲姿把它们带回家乡,隆重地加以埋葬,用悲壮的仪式,终结了这段痛不欲生的姻缘。


这个蒙氏,以后在故事的流传中被人改为“孟姜女”,而丈夫杞梁,后来则变成了“范喜良”,这两个新名字,听起来似乎更符合平民的身份。至于孟姜女后来的下落,我们实在不得而知,也许真的如她所发誓的那样,成为坚贞节烈的寡妇,在孤灯苦影中度过了惨淡的一生。但也有传说称,秦始皇曾经亲自前往祭奠她的丈夫,而她本人则以投江自尽辞别了人世。这个秦皇发善之说,显然不符合暴君的逻辑,但烈女的投江自尽,倒是跟汉代《列女传》的记载基本吻合。


我们已经看到,唐人版的孟姜女传说,对先秦的版本作了重大篡改:时间由春秋变成秦朝,地点从齐国搬到了燕山长城脚下,杞梁的身份由贵族变成了苦役犯(唐以后的传奇还把杞梁的名字改成万喜良,盖因“万”与“范”古音相同,“杞梁”与喜良亦同音),死因也由前线战死变成了遭人打死。但其中最大的变故,莫过于杞梁妻子形象的深化。除了她在杞梁死后的非凡表现之外,她的裸浴和后花园相会,以及对苦役犯的以身相许,这些浪漫元素的注入也是不同寻常的,它显示了对国家主义道德禁忌的反叛,而这正是盛唐时期的美妙风尚。后花园的传奇如此令人激动,点燃了情欲的灯笼,并且映照出女人的美丽裸身和男人的渴望。


此外,敦煌曲子里有一首名叫《捣练子》的民间歌谣,描述杞梁之妻孟姜女在家缝制冬衣,又亲自送往燕山前线,一路上大雪纷飞,路途艰难,其情形委实是可歌可泣。这是关于夫妻恩爱的温馨图景,也塑造了恪守妇道的高尚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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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城:暴君家族的超级围墙


在唐代以及其后的五代十国期间,有关孟姜女的传说开始在民间迅猛传播,成为战乱年代人民精神自慰的武器,但其主题却由原先的后院私恋或家庭美德,日益转向对暴君和专制体制的抨击。唐代高僧释贯休就曾在诗里写道,秦朝横征暴敛,昏暗无道,令举国都到了枯竭的程度,竟还要修筑长城抵挡北边胡人的攻击,堆土长达一万里,这才引发了杞梁妻子的哀哭。这种书写,是把一个家庭的悲剧归咎于政治黑暗的开端。从此,孟姜女成了指认秦王朝罪行的最有力的证人。


跟今人视长城为民族伟大象征截然不同,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长城一直是黑暗暴政的标志。当时,秦始皇击退了北方游牧部落的进攻,为防止敌手卷土重来,派大将蒙恬督造万里长城,墙体西起甘肃临洮,东至辽东大海,绵延五千多公里。为了尽快完成这一浩大的国防形象工程,据说有近百万民众(《史记》说三十万,《淮南子》说五十万)被迫沦为苦役犯,又有几十万人死于劳苦、饥饿、事故和酷刑,几乎每段墙体就有一个冤死的亡灵。以致它成为后世民众永恒诅咒的对象。


长城是暴政的可怖符号,而孟姜女则成了反抗的象征。在独自奔赴工地、用痛哭摧毁长城、以鲜血辨认骨殖的巫术等方面,孟姜女都曾显示出非凡的勇气与才能,她注定要成为民众世代相颂的英雄。据来自宋代的残缺记载称,在雍丘县的孟庄,有人曾经看见过一座“范郎庙”,里面有孟姜女的塑像,孟姜女作为偶像的地位,就此已基本奠定。相信在那个年代,孟姜女曾经是民众普遍祭祀的女神。


今天唯一残存的孟姜女庙,坐落在河北秦皇岛市,庙里有泥塑的孟姜女像,满脸愁容地远眺着无垠的大海;殿后的一块巨石,其上刻有“望夫石”三字;石间有一个小坑,相传是孟姜女望夫时踏出的足印,旁有还石台和振衣亭,据说是孟姜女梳妆更衣的地点。在离庙四公里外远的渤海里,有两块高出水面的礁岩,高的犹如碑石,而低的则酷似坟堆,相传是孟姜女的墓穴。但所有这些陈设,都不过是后人伪造的布景和道具而已。它们是一堆赝品,却为人民的偶像崇拜提供了想象的殿堂。


朱大可:孟姜女用眼泪拆了帝国的墙角



民族哭神是这样炼成的


孟姜女故事的最大疑点不是别的,而是哭泣与城墙的逻辑关系。许多年以来,人们都以为是女人的汹涌眼泪冲垮了长城,为此还有人专门撰文,考据当时的长城主要用泥土修筑(明代长城才改为石砌),所以才有可能被眼泪的洪水冲垮。但对秦长城遗址勘探的结果表明,在山谷隘口及平川地带,城墙多以土掺碎石子夯筑,而山地上则多用石块或土石混筑。石头在秦长城的建造中就已经扮演了重要角色。另一方面,中国的垒土工艺,很早就达到了顶尖的高度。北方民居的“干打垒”和南方客家民居,有着悠远的历史,并且都已成功解决了防止水蚀的难题,尤其是客家土楼,以红糖、蛋清和糯米为黏合剂,再加入木片与竹片,其硬度可与今天的水泥媲美。因此,即便长城全部以土垒成,似乎也足以抵御女人眼泪的冲击。


与“眼泪说”相比,另一种“震动说”则显得更为离奇。晋代曾冒出过一首名叫《杞梁妻》的乐曲,作家崔豹在辑录这首曲子时解释说,杞梁的妻子自叹上无父亲,中失丈夫,下无儿子,人生之苦,真是令人绝望,所以用高亢的声调痛哭,令城墙颓然崩塌。为了纪念姐姐的事迹,她的妹妹便谱写乐曲,以此哀悼她的贞操。耐人寻味的是,这段评述指涉了城墙倒塌的原因――不是被泪水冲垮,而是因感应而崩(“城感之而颓”),这无疑是在暗示哭声的高亢频率引发震动,继而造成墙体的崩塌。


尽管“震动说”比“眼泪说”听起来更为“科学”,却仍然不足以成为长城崩塌的主因,这是因为,至今为止还没有倒塌于声频震动的建筑实例。只有一种推论可以自圆其说:长城是两千年前世界上最大的豆腐渣工程。秦始皇以暴力强征民工导致民怨沸腾,即使有监工的暴力管理,也难以阻止偷工减料现象的发生;工期紧迫和原材料匮乏,也严重危及工程的质量;把大量死尸砌入墙体以掩盖罪行,则进一步削弱了墙体的强度,令其变得更加虚弱不堪。人民用他们的死亡预设了城墙崩塌的命运。首先是墙质的无比低劣,而后再加上泪水和声频的外部攻击,这三项原因综合起来,从而引发了墙体的大面积倒塌。这意味着,孟姜女必须跟偷工减料的杞梁们联袂出手,才能制造弱者反抗暴政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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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哭抗暴:中国人民的第五大发明


从神话学的角度看,既然孟姜女的故事是一种民间传说,哭泣与城墙倒塌的逻辑关系,便完全无须我们加以证明。那么,为其寻找哭倒长城的“科学依据”,也就只能是画蛇添足之举,我之所以在前面反复论证,无非是要籍此引出对哭泣价值本身的关注。


哭泣是华夏民众的伟大传统。《列子·汤问》早就揭示过春秋时代哭泣风俗的缠绵迷人。当年有个名叫韩娥的女人,只身来到齐国,因为没有口粮,在雍门一带卖唱乞粮,歌声动人,以致其人走后,还能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以致四周的人都误以为她尚未离去。后来韩娥经过一个叫做“逆旅”的地方,受到当地人的欺辱,韩娥为此放声哀哭,引得整个村庄的老少都流泪悲哭,三天无法进食。当地人被迫无奈,追上韩娥,低声下气地把她请回,求她解除哭泣的魔咒。韩娥于是放声欢歌,引得整个村庄的老少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忘掉了刚才的悲伤。当地人于是支付了重金把她送走,酬谢她所带来的欢乐。从此齐国人变得擅长“歌哭”,究其根源,都是当年韩娥的遗风。


圣人孟子也发现了这一风俗的特征,她在《告子》一章中特地指出,华周、杞梁之妻为丈夫之死而号啕大哭,最终变成了国俗,举国之女,都擅长哭泣。但这种“哭风”的始作俑者,究竟是韩娥还是两位官太太,列子和孟子各执一词,彼此间存在着很大的学术分歧。


这种“歌哭”,音乐学上叫做“旋律性哭泣”,许多专家认为,它应该就是音乐的真正起源,现在仍常见于非洲部落,有时也能从中国乡村的殡葬仪式上听到。――“啊呀我的妈呀……”,她们通常以这样的台词启动哭泣程序,其哭腔的音阶通常在三度到五度间起伏,构成了某种可以辨认的旋律,其中还伴有回肠荡气的说词,痛陈着对死者的无限悲情。近年来,许多村镇出现了职业哭丧者,都是以旋律性哭泣为基本风格。其中最为著名的,据说是一位过去的专业歌手。这些哭丧者无疑就是韩娥和孟姜女的传人,她们都是女人,有着优良的嗓子和饱满的泪腺,擅长以哭声煽情和制造气氛,她们的悲恸表情甚至骗过了路人,以为她们才是死者的最正宗的亲人。


犹太人有著名的“哭墙”,是所罗门神庙的一堵残墙。在犹太人历经苦难之后,它成了倾诉、祈祷和哭泣的地点。但把哭泣和极权紧密联系,却是中国人继“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哭泣时产生了悲痛的旋律、击打性声波和盛大的泪水,这三样东西是人民和弱者的伟大武器。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有孟姜女把这一哭泣传统推向了高潮,它不仅是煽动悲情的魔法,也是反抗暴政的号角。(原载《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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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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